一．“乞讨排行榜”

    上海市公安局城市轨交总队徐家汇站治安派出所的警官们大概做梦都想不到，自己发的一条微博竟然会掀起一场全国范围内的舆论口水仗，这场激辩的主题听起来既老生常谈又那么生猛火爆：究竟是上海人排外还是在沪外地人文明素养低下？

    说起来，这个主题与轨交警方所发微博的内容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此前，那个名叫“轨交警花”的官方微博发布的是一个被媒体称为“乞讨排行榜”的东西。它说，“自2008年以来，在进综合执法工作站次数的排行榜上，22岁的何某以309次位居第一。他来自辽宁，暂住在火车站附近，文盲，脚上有残疾。88岁、来自安徽凤阳的陈老太以302次暂列第二。据警方透露，她下午与老乡打麻将，赢钱就不出来，输就出来讨点赌资；25岁的包某排第三，他与老婆一个吹笛一个卖唱，但两人都是开音响假唱。”

    微博还称，这些“职业乞丐”月入过万，出入肯德基甚至高级饭馆，还经常演戏欺骗好心路人，直至拉拉扯扯胡搅蛮缠……显然，“轨交警花”的意图是提醒地铁乘客不要上这几个诈乞者的当。

    在当今中国社会一方面官民贫富极度对立、另一方面又对所谓“弱势群体”无原则地爱心泛滥的舆论场中，警方这种“公示”招徕一些尖刻批评原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外埠相继有媒体发表评论认为，上海轨交的这种做法侵害了这些行乞者的公民权利，而当有评论员写出“何苦为难穷人”这样煽情的话语时，原本想要主动做点实事的“轨交警花”更是遭遇到了巨大压力。

    在我本人看来，既然上海市人大常委会颁布的《上海市轨道交通管理条例》有明确规定，轨道交通设施范围内禁止乞讨，警方也确实掌握了那三个人诈乞的充分证据，况且“轨交警花”微博既未公布他们的真实姓名，也没有发布他们的照片，因而对警方“侵犯人权”的指责恐怕是相当勉强的。至于说这几个行乞者究竟是不是“弱者”以及他们走到现在这一步的社会根源，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实非轨交警方分内之事。当然话还要说回来，就上述几点争议较大的问题——包括地铁内不准行乞的法规是否合理——进行见仁见智的讨论，不管怎样都不是什么坏事。

    但令人感到不解和吃惊的是，在争论的两端，“轨交警花”的“向地铁乞讨说不”的呼吁获得了上海市民的如潮响应和本地媒体一边倒的支持，却遭到了外地舆论更加一边倒的尖锐批评。

    时评家们连日来在外地媒体上表达了压倒性的反对意见，例如《“乞讨排行榜”还是不要了吧》（见 8月19日《新京报》）、《“乞讨排行榜”是种示众式羞辱》（见8月20日《华西都市报》）、《“乞讨排行榜”考验城市管理雅量》（见8月21日《广州日报》）、《“乞讨排行榜”警示公权应有边界意识》（见8月20日《荆楚网》）等……

而上海媒体则纷纷摆出一付低调理性的姿态予以反驳，8月20日的《东方早报》在头版刊登题为《市民支持轨交警方整治强行乞讨》的报道，“揭露”了的那些职业乞丐的各种丑态。文章还援引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顾骏的话指出，“管理部门发布这个排行榜是一种无奈，应该谈不上一种歧视……强讨者利用人们的同情和怜悯，将之变成一种发家致富的法宝，这种行为是违背社会道德观念的。”此外，《“乞讨榜”本质上是一张“防骗榜”》（见8月20日《新闻晚报》）、《“空间压缩”时代的地铁乞讨问题》（见8月22日《东方早报》）之类的评论文章也从多个侧面论证了警方行为的正当性。

这种对峙局面的形成，非常不幸地使一场原本应当是有关公民权利与执法尺度问题的讨论必然在中途变调，异化成为了一场围绕“上海人”与“外地人”之间“地域歧视”的骂战——

    在微博上，一些情绪激动的上海网民抱怨在上海打工的外地人“不遵守社会公德”、“素质低下”，认为他们“没有资格管上海的事”，甚至要求他们“滚回去先把自己那块穷乡僻壤管好”……而“外地人”则反唇相讥上海市民“小气”、“排外”，只知“崇洋媚外”，批评“上海人没有资格觉得自己高高在上”，强调“上海是全国的上海”……

二．“宽带山”们的焦虑

    事实上，这种情形的出现已有一段时日了——绝大多数牵扯到沪籍与非沪籍人士的争端或由外地媒体发起的涉及上海事务的批评，最终几乎都会演变成沪与非沪的身份与地域文化之争；而围绕“电台开办沪语节目”、“公交车增设沪语报站”之类事关本土文化传承的讨论，更是每每变得那么意气用事。

    也许不少人至今仍然记得，几年前上海发行量最大的《新民晚报》社区版曾刊登过一篇小文章，戏称“在陆家嘴一带（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CBD，聚集了大批海内外金融企业，有些类似于纽约的曼哈顿）说上海话的都是穷人”……一句再明显不过的自嘲式玩笑话，居然在市民乃至政府高层引发轩然大波。

    这一系列夸张的反应，都泄露了过去曾自诩高人一等的上海市民内心深处的巨大焦虑。

    本周公布的最新人口数据有力地解释了这种焦虑的出处：截至2012年6月，上海实有人口为2433.4万，其中外省市来沪常驻人口达到982.3万，比2000年增长了183%……这种外来人口的巨量涌入，在给上海带来人才、劳动力和发展活力的同时，也难以避免地与本地习以为常的社会秩序、文化传统发生越来越多的冲突。当然，对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产生最直接的影响的，还是这些外来移民大量挤占了本已稀缺的教育、医疗等福利资源，提高了的犯罪率，并使城市的整体文明素质出现下降……

    所有这些，都无不使人不由自主地同回归15年之际的港陆之间的紧张关系相类比。所不同的是，上海毕竟不是香港，没有一道栅栏和一个边检站可以把自己这个“现代化孤岛”与潮水般的“前现代内陆移民”阻隔开来。此外，如果说上世纪90年代的上海还沾到了中央政策不少光的话，过去10年北京政治风向的变换也进一步加剧了上海人的焦虑与失落。

    只不过，由于这个话题既不符合中国官方意识形态的“政治正确”，又容易捅底层民意的马蜂窝，所以，长久以来大多数人在台面上一直缄默不语，假装它并不存在。而那些对外地人的“劣迹”深恶痛绝而本身又较少有身份顾忌的年轻一代上海网民则聚集在类似“宽带山（KDS）”这样的网络论坛上抱团取暖，以各种尖刻的话语嘲讽、控诉“乡下人”的罔顾秩序、粗鄙野蛮。

    有很多时候，“宽带山”们的怨气其实更多地指向当局。因为在他们看来，上海的城市管理者非但没有维护本地市民的利益，反而是过于“宽容”、甚至纵容外来破坏者，以至于上海人反而在自己家里“受气”。当然，他们也绝不会同意自己的言论是“排外”。他们会异口同声地宣布，自己排斥的不是外地人和穷人，而是缺少公德、不讲文明的“瘪三”。

    在关于轨交“乞讨排行榜”的激辩中，沪上一位老资格的媒体人、《新民周刊》主笔胡展奋所发的微博集中体现了沪人身上的这种焦虑：“到处都是‘烧香赶走和尚’的景象！一个城市已经‘宽容’到连自己的方言都快消失了，还在说它‘排外’，这一刻，你们要求沪人都是圣人，你们且自问能否达到如此境界？可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三．上海这一片“滩”……

    几天前在MSN上与一位来自苏南江阴的年轻的经济学博士聊起这件事，没想到他也一个劲地抱怨周遭环境对外地人的排斥，真是令我唏嘘良久：上海这个号称海纳百川的移民城市真的退步了吗？

    将近60年以前，我的父母从江阴对面的海门（隶属于江苏省南通市）农村来到上海，追寻他们心目中更加美好的生活。虽然至今依然乡音未改，但他们好像从未觉得自己是“外地人”，周围人也似乎从未因为他们的口音不是纯正的上海话而认为他们不是上海人。相反，虽然没与父母交流，但我相信，他们一定坚决地认为，自己亲身参与了现在上海人引以为豪的那种“城市文明规范”的建构，他们就是上海。

    说起上海，无论是上海人还是外地人，第一反应就是外滩。确实，外滩这个名词对于上海和上海人，就像黄河这两个字之于中国和中国人——它不仅浸透了这座城市的历史记忆，也生动地展现了这个城市独一无二的精神气质。

    作为中国最年轻的城市，现代上海其实本就是一片“滩”。它的最令人向往的地标不是什么“宫”、什么“殿”，或什么“关”，也没有高大巍峨的城墙和宽阔坚固的护城河。上海，还是中国唯一一座没有书写着典雅名称的“门”的城市。这个事实，仿佛从反面告诉所有人：进入这座城市的大门无处不在、无所不在。就像一湾不设防的海滩、一片没有围栏的滩涂，任何人都可以来，来了以后全凭自己的智力、体力、耐力和运气在陌生的人群当中找个立足之地，没有人会在意你或者来管你。这意味着，既不必担心这个城市会对因为你的身份而赶你走，也不要指望它因为你的血统而给予你什么有别于他人的特殊照顾。

    叫它“冒险家的乐园”也好，称之为“创业者的天堂”也罢。总之，这就是“滩”的精髓——开放、自由，同时当然也伴随着冷漠和势利。也许还有更重要的一点：站在“滩”上的人，总是习惯于朝浩瀚大海外边投以毫无保留的憧憬目光，而不是像站在“关”上的人那样，时时带着敌意警惕地俯视着关外……

    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已是我们对过去那个“大上海”的残缺记忆。

    上海无疑是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第一扇面向西方和现代开放的门户，然而，种种先天不足和后天失调却终究使得上海文化煮成了一锅文化转型大格局中的夹生饭，身处传统与现代、农耕文明与工商文明的纠结交锋之中左右为难、进退尴尬。多年以来，上海就像一个被一群满怀敌意的“乡村”及“衙门所在地”包围着的“半吊子”的“城市”。我所说的“先天不足”，主要源于上海的所谓“先进文化”是外来者强加于中国的；而“后天失调”，则是指上海这座“城市”在顽强抵抗1949年以后试图重新将它变回到“农村”或“衙门所在地”的强大力量的过程中，染上了许多一言难尽的痼疾，包括我最反感的封闭心态。

    一方面，假如中国认为自己应当原封不动地回复鸦片战争之前的状况，那么上海就的确是一个可恶、可笑和可耻的“小市民”；但假如中国想要融入当现代世界中去，甚至成为未来的弄潮儿，那么上海就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先驱”，虽然她的步履如此蹒跚和笨拙。而在另一方面，不管上海在中国追寻“现代转身”的漫长历程中领先了多少步，有多么充分的理由用“咖啡文化”嘲笑“大蒜文化”，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个年轻的城市也如同这个古老的国家一样，远没有最终完成这一曲折艰辛的任务。她甚至连精神上的准备都还没有做好。

    写于2012年8月26-29日，发表于“纽约时报中文网”2012年9月6日，有删改。见网标题：上海人的身份焦虑；链接：http://cn.nytimes.com/article/china/2012/09/06/cc06chenjib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