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曾经的摇滚乐忠实拥趸，在这个摇滚精神渐行渐远的时代里，每当约翰·列侬 和米克·贾格尔的一段歌声偶然飘过耳际，我的眼前浮现出来的总是一幅青年时代的抗议图景——为了不受压制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主张，为了自然的、美好的爱 情、为了心目中自由和平等的社会……年轻人总觉得需要一再抗争。正因为摇滚乐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个典型的乌托邦世界，它本身也成为了一种典型的“向前 看”的东西——摇滚乐与离愁别绪这种常见的文艺主题基本无关，与对美好往昔的伤感怀旧更是格格不入。

然而，上个周六的晚上，在可以容纳八万人的上海体育场擂响的一场名为“怒放”的“摇滚英雄演唱会”，却着实让人觉得像是一次集体怀旧。这是今年8月27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已经举办过的那次“怒放”的升级版和加强版。更多当年中国摇滚最杰出的巨星——唐朝、黑豹、轮回、许巍、汪峰、郑钧、朴树、何勇、黄家强(Beyond)、黄立行等——悉数到场，在三个半小时的倾情演出中为当年的中国摇滚乐迷们奉献了一出“中国摇滚25年总结汇演”。 耀眼的星光中，还有不惜谢绝了老东家“滚石三十年”演唱会也要特地赶来上海“怒放”的现代华语流行音乐“教父”罗大佑。

    平心而论，尽管沪上媒体对这场演唱会颇多贬低和讽刺之语——从《没有怒放，只有释放》、《怀旧温情有余摇滚激情不足》之类的温和标题乃至“倚老卖老的商业 秀”、“只见明星，不见精神”之类的尖酸评论，但它受到超乎寻常的热烈追捧却依然是不争的事实。这一点，仅从演唱会出人意料的成功票房及八万人体育场门口 蝗虫般的黄牛党那里即可窥得一斑。据报道，距离开唱还有一小时多，现场已经挤满了歌迷。这种场景，足以全面压倒正在咫尺之遥的上海大舞台（原来的上海体育 馆）同时举行的如日中天的新生代歌王方大同个人演唱会的风头。只是当高潮迭起，台下数以万计年届不惑的热情“粉丝”头顶军帽、身着海魂衫、项戴红领巾，与 台上那几位摇滚老将一同摇摆着发福了的身体，尖叫、呐喊着青春与梦想时，我们的感觉有些恍惚。的确，青春与梦想是摇滚乐的永恒主题，但此时此刻的八万人体 育场里，主题并不是青春与梦想，而是对已经逝去的青春与梦想的追忆。

    它也仿佛因此成为了中国摇滚音乐25年历史的浓缩写照：青春尚未真正怒放过，梦想却已蜕化为怀旧。

或许正如一位上海女记者所感慨的：“舞台上的老炮们，没有新歌可唱的他们，在绚丽 的舞台背景下，在台下集体的感慨中浪漫登台，如果这群多年来没有新歌可唱的人，是维系着华人摇滚明天的主角，那样的明天如何怒放？”而另一位圈内人士则更 加坦率：“这场由摇滚圈资深音乐人发起的“老友聚会”，更像是对中国摇滚20余年的一次回眸，但代表一个时代、真正的“摇滚英雄”出现的几率似乎越来越渺茫了。”

    我 认为，这绝不是一代或几代中国流行音乐人的天赋和才华问题。今天回头在来平心静气地审视，中国摇滚乐实际上自诞生之始起就一直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政治困 境。这种困境与中国现代化的困境几乎是如出一辙，它的语境、内容和节奏都与西方的摇滚乐存在“时差”和“海拔差异”。西方摇滚乐是愤怒青年反抗资本主义与 异化的一种左翼呼声，而中国的摇滚恰恰诞生于改革开放之后要求拥抱资本主义的“自由化”语境之中。

    当然，包括摇滚音乐在内的西方现代派文化一直以来也面对着一种被市场消费主义吸纳整合入资本主义“体制内”的深刻困境，著名的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丹尼尔·贝尔于上世纪70年 代中叶出版的经典名著《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深刻地剖析了这种“反异化”的现代主义文化自身无法逃避的被“异化”的命运。但中国摇滚乐的逼仄叵测命运不仅限 于此。如果摇滚乐出发点和归宿仍然是青年抗议，但今天的中国摇滚人（假如还有的话）抗议什么呢？是抗议面相高度模糊化了的政治现实及仍然阴魂难散的民间极 左政治思维对人性的摧残和戕害？还是抗议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但却顽强生长的市场经济和商业规则正在与日俱增的对人性的压抑和异化？抑或在两条战线上同时 抗议两者？这个悖论的政治化表达应该是：什么是当前中国社会中压倒性的压迫力量？什么又是当前中国社会最迫切需要的解放力量？

    但这一对互为依存和因果的问题的答案，在我们这里注定要在比西方社会里艰难和复杂得多。

    面 对中国摇滚乐的这一根本性困境，有些人——如不服输的罗大佑——仍然在执拗地抗争，他在前晚的演唱会上高呼：青春不止，摇滚不止！还有一些人——如色厉内 荏的何勇——明智地消费着已然残留不多的记忆资源，他嘶喊着“姑娘！姑娘”，成功地把台下听众的情绪调动到极至；更有一些人——如越来越冷峻的许巍——干 脆选择逃避，他上台的开场白是一句淡淡的“希望大家尽情娱乐”……

于是，在上海的这个周末，中国摇滚乐——就像罗大佑在“怒放”演唱会上表演的压轴歌曲的名字，已经是一段只能用过去时来书写的《光阴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