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埃及军方与穆斯林兄弟会双方认可的唯一调解人，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凯瑟琳·阿什顿女士于本周一（29日）晚间被允许探视了目前仍被拘禁的埃及前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阿什顿在与穆尔西会面后对媒体强调，必须以“包容性”的政治进程结束埃及的冲突，而且这一过程应当将穆斯林兄弟会包括其中。

    同日，美国白宫发言人公开谴责了埃及发生的暴力事件。上周六（27日），埃及安全部队在开罗开枪射杀了几十名正在举行大规模反军方集会的穆兄会支持者。此前，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和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相继致电埃及领导人，对埃及局势表达了担忧，并敦促军方保持克制，制止进一步的暴力冲突。不过，美国政府未就杀戮事件点名谴责埃及军方。不仅如此，哈格尔还在周三（31日）表示，美国仍计划9月中旬在埃及举行代号为“闪亮之星”（Bright Star）的大型军事演习。

7月3日，以国防部长阿卜杜勒•法塔赫•赛西将军为首的军方罢黜了穆尔西这位埃及历史上的第一个民选总统。一个月来，西方在处理这个令人尴尬的棘手问题时一直表现得极为谨慎。事件甚至迫使与埃及有着最密切和重要外交关系的美国和以色列政府都不得不在态度和措辞上表现得小心翼翼——它们都是奉行并不遗余力宣扬自由宪政价值观的民主国家，无法向一场军人政变发去公开的贺词，然而这场“政变”又似乎不仅有利于美国和以色列的利益，而且也确实代表了埃及的民意。美国和西方迄今为止一直避免使用“军事政变”这个词，因为一旦认定它为兵变，根据美国法律，就意味着美国对埃及的庞大援助不得不冻结。

    事变发生后一个星期，美国国务院曾公开宣称穆尔西政府“违背民主”，这仿佛是在为军方背书。但与此同时，美国和欧盟也在不断地对军方施压，要求尽快举行“自由和公平”的选举，并将政权交还给民选政府。

的确，在国际上，埃及的政治变局将舆论分成了两个针锋相对的阵营：“民主派”认为，试图维护独裁统治的埃及军方发动了一场粗暴践踏民主的政变；“宪政派”则一口咬定，是穆尔西及其党派妄图复辟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治，军方的行动是在捍卫民众的自由权力。

除了这两种非黑即白的对立论调，中国互联网上还弥漫着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阴谋论，它坚称，是美国政府的“黑手”在幕后操纵了这次兵变。同样是这群阴谋论者，在两年前也曾义愤填膺地指责美国煽风点火，策动了“阿拉伯之春”革命。这令像我这样自认为拥有正常心智的人不禁纳闷：美国政府在自己拥有重大利益的地区挑动社会不稳定，而且前后行为相互矛盾，是不是因为主导美国外交政策的决策者比中国的这些业余国际政治观察家的智商更低？

中国国内比较严肃的舆论大多用一种“宗教神权vs世俗政治”的二分法来解释“阿拉伯革命”爆发两年多后埃及的这场巨变，这当然不无道理。但就我个人的研究而言，这充其量只是分析复杂的埃及乃至中东问题的众多维度中的一个，因而是远远不够的。穆斯林兄弟会上台后确实推行过一些伊斯兰化的政策，还与奉行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萨拉菲派眉来眼去，但这决不足以让我们得出他们试图复辟政教合一的神权政体的结论。因此，与其说穆尔西及其同党正在竭力推动埃及的伊斯兰化，倒不如说是人们对穆兄会以及更为极端的宗教团体长期以来宣扬的那套意识形态的恐惧和警惕大大地放大了他们政治行动背后的宗教意图。

如果坚持简单地用这种“宗教/世俗”的二元对立来审视埃及和中东政治的话，我们将无比沮丧发现自己钻入了一个死胡同，这也是穆巴拉克和巴沙尔·阿萨德这类中东独裁者一直以来坚持的那套逻辑：若不是他们的铁腕弹压，军政大权将毫无悬念地落到从清真寺里走出来的狭隘和激进的毛拉们手里。多年以来，他们成功地让西方和全世界相信，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化改革是行不通的，因为民主化会让伊斯兰主义者获得权力，然后再反过来压制现代多元政治。简单地说，民主将使整个中东沦为好战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者的天下，从而将中东拖回中世纪，与西方乃至全世界为敌。

1979年发生在伊朗的戏剧性一幕似乎验证了他们的先见之明，迫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在惊慌失措之余同这些阿拉伯独裁者达成了一个浮士德式的交易。而在国内，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幽灵成了埃及政权借以延长1981年生效的《紧急状态法》的借口，同时也成了他们进行非法拘捕和实施酷刑的理由。

事实上，正如眼下的埃及变局那样，虽然风险的确存在，但更为真实的情况很可能是这样的：正是长期的高压统治让阿拉伯独裁者的预言得以自我实现。这是因为，独裁专制摧毁了阿拉伯世界正常的政治生活和制度空间，从而为原教旨主义的繁衍制造了绝好的温床。除了投奔清真寺和宗教大学之外，反对者几乎别无选择；而那些没有文化的、贫困的民众也只能从《古兰经》和历史中求得慰藉，以穆斯林兄弟会为代表的宗教组织则恰恰非常懂得通过广泛的社会援助网络来与统治者争夺民心。

眼下的埃及正处于十字路口，它是选择“土耳其模式”（建立一个多元的现代民主社会），还是退回到穆巴拉克时代（高压的军事独裁），抑或走向“伊朗模式”（奉行伊斯兰神权政治），这当然决于埃及民众以及埃及最重要的三股政治力量——军方、以穆兄会为代表伊斯兰主义者和世俗自由派，但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也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埃及是接受美国援助仅次于以色列的第二大国，它从美国那里得到的援助甚至远远超过了“9·11”事件后美国的反恐同盟巴基斯坦所得到的援助。美国长期以来按照3:2的比例分配对以色列和埃及的援助。尽管这个比例在过去数十年间略有波动，但目前维持在每年16亿美元上下。这其中，有13亿专门拨给埃及军方，有人统计，这笔钱占埃及军费的40%至50%。由此可见美国对埃及军方的影响力。

    事实上，美国从未停止过于埃及军方的接触。有报道称，7月3日事变后，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与埃及军方首脑塞西之间一直保持着联系。下月将要举行的“闪亮之星”联合军演可追溯至1981年，每两年举行一次，一向被视为美国同埃及军事关系的基石。

不管怎么说，“阿拉伯之春”革命已经彻底改写了中东的政治版图，西方再也不能像之前那样支持一个不得人心的军人专制政府了，它们完全应该、也有能力对掌控局势的埃及军方施加更大的压力，迫使其站到历史的正确一面。

       写于2013年8月1日，发表于2013年8月2日《南方都市报》，有删节；链接：http://epaper.oeeee.com/A/html/2013-08/02/content_190802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