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上周于文莱举行的东亚峰会期间对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说，“中方高度关注美国债务上限问题”。这是中国迄今为止对全球瞩目的美国债务僵局所发表的最高层声明，足以令人感觉到来自中国官方的忧虑。

据媒体报道，克里对李克强表示，美国政府关门以及围绕预算问题的争议是美国政治中的“一个瞬间”，他重申奥巴马总统正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

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7月，中国持有1.28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占海外投资者所持美国国债总额的约23%。而实际数字可能更高，因为中国还通过其他一些中介投资于美国国债。除国债外，中国还持有1700多亿美元的美国机构债，其中包括“两房”发行的债券等。在中国目前总规模为3.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仅美国国债就占到35%以上，各类美国证券总计接近一半。

相比李克强的温和含蓄，稍低级别的中国官员的警告就直率和严厉得多。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上周一(7日)在一个媒体吹风会上称，中方对华盛顿的政治僵局甚感不安，“我们自然关注美国财政僵局的发展状况，理所当然地提出美国要确保中国对美投资的安全性的合理要求”。他认为，如果美国不尽快就提高债务上限达成一致，对中国以及全球经济都会产生严重影响。另据外媒报道，北京的许多官员和学者私下里都对美国的政党斗争表达了恼火和抨击。

几乎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也敦促美国尽快就提高债务上限达成协议。日本副首相兼财政大臣麻生太郎上周二说，必须意识到财政僵局对美国国债构成的威胁。而日本财务省一名资深高官表示，日方对汇市潜在可能受到的冲击十分担心。美国若发生违约，可能导致投资者一窝蜂抛售美元，从而大幅推高日元币值，对日本经济造成不利影响。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日本总计投资了1.14万亿美元美国国债，规模仅次于中国。

作为美国的第一和第二大债主，中国和日本对华盛顿政治僵局的担忧和关切是理所当然的。美国若真的发生违约，将使中国所持的美国国债大幅缩水，并通过重创美元，对中国所持的其它在美投资造成连带损害。

然而，就短期而言，除了“高度关注”外，我们对此几乎是无能为力的，很难采取什么有效的“自保”行动。首先，鉴于中国持有美国国债的规模如此巨大，短时期内任何突然的大规模抛售举动都会在国际市场上掀起巨大波澜，进而给我们自己造成损失；其次，美国国债构成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底部基础，并没有什么可以取而代之的替代性投资品种，欧洲和日本的国债也不能。

今年5月，在相当多共和党议员的余地下，美国众议院曾经通过了一个“优先偿付”法案，授权财政部在触及债务上限而国会又未能就调高上限达成协议的情况下，使用政府例行税收来兑付债券本息和发放养老金，而其余如联邦雇员、退伍军人福利等支出则可暂停。但它因未获得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的考虑而未能生效。眼下，随着违约大限的一天天临近，这一法案也被再度提起。

分析认为，共和党之所以提出这一设想，一方面是为了避免违约造成金融市场动荡，另一方面也透露出其想要在债务上限问题上与民主党和奥巴马总统“打持久战”的愿望。设置偿付优先级对中国和日本这些美国的债权国显然是非常有利的，但正因为这样，一些民主党议员将受到共和党支持的这个议案称为“优先付钱给中国”。

奥巴马政府明确拒绝了划分偿债优先等级的构想，白宫认为，确保国债持有人比其他人先获得偿还，就是违约。白宫私下里可能担心，如果财政部先把手头资金用于偿付中国等国外债权人，之后再向国内退伍老兵或社保计划享受者付款，可能引发不利的政治后果。

令人颇感奇怪的是，这一政策在其最大受益者华尔街那里也遭到了反对。包括高盛集团CEO劳埃德·布兰克梵在内的多位华尔街高官警告，“优先偿付”策略将给金融市场和整体经济带来严重风险。他们认为，对债务进行选择性偿付在技术上难以操作，无法在不对金融市场造成打击的情况下实现。他还将会给投资者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进而导致借款成本上升并引发市场混乱。

目前，全球各地的经济民族主义者义愤填膺地将美元和美债视为美国“绑架”和“勒索”全世界的一种“阴谋”。不管这种看法是否偏激，如果想要摆脱这种被动不利的局势，长期而言，我们只能降低美元及美债在全球市场中的地位。

从政治或战略的角度看，美国目前遇到的问题对中国及人民币而言未始不是一个重大的机会，但这是一件知易行难的事情。对外汇储备进行多元化投资、逐渐降低对美国国债的依赖是近年来中国各界的共识及努力方向。成效不能说一点都没有，2010年6月到今年6月的3年间，中国国家外汇储备管理局持有的外汇资产中的美国国债比例由45%下降到了35%；同期，中国外汇储备中的所有美元资产的比重也从69%降至49%。

对于中国政府正在谨慎而稳步推进的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来说，美元霸权的衰落或许的确是一个契机。因为若美元的吸引力下降，人民币的吸引力则会相对上升。全球支付公司Swift不久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人民币在世界外汇交易量中所占份额从2010年的0.9%跃升至2013年的2.2%，交易地位三年内跃升8位，目前已成为全球第9大货币。

此外，作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中国与贸易伙伴国签署的货币互换规模总计已达到3600亿美元。过去两个月中，印尼与中国和日本间达成的货币互换协议总规模合270亿美元；中国和韩国在今年6月则同意将规模约60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在到期后再延长三年；东盟10国内部原有的货币互换机制已扩展至中国、日本和韩国；就在上周四（10月10日），中国央行还与欧洲央行签署了总额为3500亿人民币的货币互换协议，标志着人民币的国际化又迈出一步。货币互换机制的意义在于，万一发生了最糟糕的情况，至少双方之间的交易结算能够有一些支持，减少被动的违约发生。

不过，有两个问题严重制约了这种摆脱“美元依赖症”的长期战略的进展：首先，中国的外汇储备总量太大且增长太快，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截至今年6月底的中国外汇储备差不多是五年前的两倍。这意味着，即使投资美元债务的比重下降了，但总量其实仍然在迅速上升。第二，在资本账户尚未全面开放的情况下，要实现人民币的全球流通是不可能。

    这就将问题又带回到一个老生常谈的原点：必须改革目前中国的外汇管理体制，尽管形成一个“藏汇于民”的分散的外汇储备模式，同时加快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完全开放。应该说，这两点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实现了后者，前者自会水到渠成。不久前正式挂牌的上海自贸区正是试图在这方面取得突破。

    然而话还得说回来，短期来看，即便美国真的违约，中国所持美债的面值大幅度缩水，其本身其实并不构成多么严重的后果。这是因为，这种违约显然只可能是非常短暂的。美债违约威胁的根源不在于经济，而是政治纷争所致，这决定了美国不会像希腊或马耳他那样赖账或减记。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也不是金融企业，并不急着等钱调头寸，因而这种缩水只具有账面意义。美国国会终将达成妥协，而中国所持有美债的本息也终将一分不少。

    相对于这种直接的损失，美国债务违约可能引发的潜在的金融动荡乃至经济衰退，对中国经济而言将造成更大的损害，虽然这是间接的、难以预估的。对于这个问题，我在昨天发表在本版的《政府关门事小，债务违约事大》一文中已作出过分析。

    美国的债务危机本质上是一场政治危机，它反应的是美国国内日趋两极化的政治格局。但它并不像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左翼阴谋论者想像的那样，是一场“掠夺世界的货币战争”，因为它首先伤害到的就是美国自己。但不管怎么说，只要中国不能降低在金融和商品两个市场对美国的严重依赖（前者依赖美元，后者依赖美国的需求），我们就不可能摆脱被动地沦为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牺牲品的命运。

虽然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但以中国自身辽阔的幅员和庞大的人口，中国经济原本完全有可能比现在拥有高得多的自足度和自主度。

    写于2013年10月13-14日，发表于 2013年10月15日《南方都市报》专栏；见报标题：美债危机昭示中国必须尽快摆脱美元依赖；链接：http://epaper.oeeee.com/A/html/2013-10/15/content_195084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