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场保守的《泰晤士报》在一篇评论中写到：都铎王朝的亨利八世年轻时是一个比教皇更虔诚的天主教徒，但为了离婚他不惜与教廷决裂……当时的罗马，如今成了布鲁塞尔。

    500年后，卡梅伦首相粗线条地描绘了一幅21世纪英欧新关系的理想蓝图，它的要点是：英国（其实亦可以是每一个欧盟成员国）应当从布鲁塞尔收回属于自己的主权，但同时又保留进入单一市场的特权。卡梅伦梦想中的欧盟是一个由单一民族国家构成的“开放”、“灵活”的多元组织，其中每个国家的民主政府都对本国选民负责，而所有国家都能以符合各自利益的方式随时合作。这是一个结合了“现代”与“后现代”两种截然不同的国际秩序的一切优点、又剔除了各自所有缺点的完美无瑕的国家间秩序。

    遗憾的是，这幅蓝图建立在许多英国人长期以来对欧盟的一个根深蒂固的误解上，他们错误地将实行共同监管的欧洲单一市场理解成一个自由贸易区。

    卡梅伦说，他希望英国“免受与欧盟相关的荒谬监管”。单纯就经济而论，他说得也许没错，布鲁塞尔出台的大部分监管法律客观上确实削弱了各国的竞争力。然而，从欧盟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历史来看，卡梅伦难道不理解，英国人无比珍视的“国家主权”恰恰是欧盟创建根本原则的对立面么？欧洲一体化虽然是从经济融合起步的，但它的最终目标一开始就十分清晰：欧洲这片曾经血流成河的大陆为了一劳永逸地消除邪恶的战争冲动、在核武时代免于毁灭，就必须限制各个单一民族国家所拥有的无边权力。这既是法国人和德国人的主意，其实也是英国人自己的主意，它是20世纪欧洲的伟大领袖们从他们自己亲身经历的战争罪恶中汲取的惨痛教训。这个主意得到了美国的大力支持，并有北约的强大武力护佑。

    事实上，早在1943年，第一个提出创建“欧罗巴合众国”不是别人，正是时任英国首相的丘吉尔。只是在勾画中的“欧罗巴合众国”版图中，并不包括海峡这一边的英国自身。当时，庞大的“大英帝国”躯壳犹存，美苏两强争霸的新格局也未形成，英国的国际地位完全不同于现在，因而一代伟人丘吉尔可以用一种“西方盟主”的心态居高临下地审视海峡对岸战火纷飞的欧洲大陆。

    由于欧洲一体化选择的是从统一市场入手的政治上相对便捷的路径，竟使今天的许多英国人忘记了它的根本目标！难怪英国《每日电讯报》主笔珍妮特·戴利在其评论中将卡梅伦的那篇获得英国上下一致好评的“逻辑上具有不可抗拒的说服力”的演说讥讽为“仿佛来自未来世界”。更有甚者，今日英国“反欧派”的心目中大多存在着一个顽固的假定：欧洲是一个零和游戏，如果布鲁塞尔得到一块钱收益，就必定意味着伦敦损失了一块钱。

    在英国与欧洲的关系中，“美国因素”从来就不曾缺席过。对那些最坚决的欧洲怀疑论者来说，英国将自己与一个政治文化迥异、僵硬的欧洲绑在一起是一个错误。相反，他们历来主张，英国应该寄希望于与英语国家保持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毫无疑问保持英美之间“特殊关系”。他们或许还热切梦想，有朝一日英国脱离欧盟，就能重新搭上美国这条永不沉没的泰坦尼克号。说到底，这其实是在做另一种版本的“大英帝国”春梦，只不过帝国的主宰由大不列颠换成了同样说英语的美国而已。

    遗憾的是，这很可能只是一厢情愿，因为他们错误估计了大洋另一边美国人的世界图景。一个强大的欧盟是美国处理一系列全球事务的关键合作伙伴，而如果英国退出，欧盟会变得更虚弱，同时也可能不再像现在这么与美国坦诚相见——因为英国在欧盟的成员国资格，被视为有利于促进经济开放和更有力的大西洋主义外交政策。因此，不论英国多么希望深入开展与美国的关系，美国无疑更关心整个欧洲。

    当然，即便不是出于阴谋论、而是从更加现实主义的视角来看，美国可能也的确需要牵制欧盟这个西方盟友，不容它在各方面挑战自己的霸主地位。这时，美国需要拉拢英国这个血缘、语言和文化传统上更亲近的昔日母国。但是，英国只有身处欧盟并在其内部拥有强大发言权时，对美国的欧洲战略才会更有利用价值。试想，如果英国官员的话仅仅代表伦敦的意思，而不再对布鲁塞尔的政策有任何影响，那么，华盛顿还会认为这是必须认真倾听的重要声音吗？美国需要的是一个强大且听话的欧盟（英国有助于促成这个目标），而不是再多一个加拿大或者澳大利亚。

这就是为什么奥巴马政府第一时间就对英国的轻率举动发出罕见的直率警告的根源，也是为什么这种来自大洋彼岸的警告比欧洲同行的批评更容易引起英国国内疑欧和反欧人士激烈反应的根源。但副首相克莱格正确地指出，美国伙伴的这一提醒证明了身居欧盟符合英国的利益。“坦率地说，我们之所以对于北京和东京也很重要，是因为我们昂首挺立于自己所在的地区。”

英国的欧洲怀疑论者从来都将撒切尔夫人尊为自己的旗手。这位“铁娘子”确实从不讳言对将欧盟发展为一个超级联邦国家的强烈反对，但她同时对欧盟对于英国的重大意义也有着清醒的认识。在1975年的公投中，她呼吁支持英国加入当时的欧洲共同体。撒切尔当时称，欧洲有助于放大英国的实力，欧盟打开了英国“通向世界的窗口”——随着大英帝国的瓦解，这扇窗口本来正在关闭。正如她在著名的布鲁日演讲中所言：“英国并不梦想舒适、孤立地存在于欧洲共同体的边缘。我们的命运注定在欧洲，作为共同体的一部分。”今天那些自命为撒切尔传人的人，有必要好好重温这一教诲。

在讨论英国与欧元区关系的问题时，英国最亲欧的政党——自由民主党前党首帕迪·阿什当(Paddy Ashdown)曾经撰文指出，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英国之前加入了欧元区，就将遭遇灾难性的后果。“看看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和希腊吧！”然而英国人为什么不觉得自己会扮演德国的角色呢？它不仅是欧元区经济的引擎，还是危机发生时的消防车。

事实上，英国良好的法治传统、雄厚的制造业基础和务实的商业文化使得它完全可以成为另一个德国，甚至是一个更有创新活力的升级版的德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假如英国真的想要改变与欧盟的关系，它不应带着收回权力甚至逃离欧盟的消极立场开始谈判。相反，英国应当利用自己的优势和眼下的危机机会去更积极地改变欧盟，最大限度地按照自己的愿景塑造一个新欧洲，这才是一条对英国和欧盟来说能够通向双赢的正确道路。

正如反对党领袖艾德·米利班德所言，人们认为目前欧盟对英国的好处不多，但这表示英国需要促使其改革，而不是冒险使自己处于“经济悬崖”的边缘。不要忘记，欧盟也是一个说英语的论坛，单一市场正是英国一贯倡导的理念，目前主导欧盟外交和安全事务的官员都是英国人……如果英国愿意并为之付出不懈努力，它还可以发挥更重要的影响。而英国财政部二号人物亚历山大（Danny Alexander）今年5月底接受媒体采访更是坦率地暴露了执政联盟内部的严重分歧，亚历山大将英国退出欧盟称为一个“彻底的灾难”。他认为，目前欧元区债务危机引发了欧元区的一些变化，对英国来说正是个契机，应该趁机重塑欧盟并领导欧盟，而非脱离。

    但不管怎么说，一直以来努力地想要让英国留在欧盟的戴维·卡梅伦已经带领英国踏上了一段前途未卜的危险旅程，他可能想要通过一次公投一劳永逸地解决一个困扰了几代人的问题：英国到底应该与海峡对岸的欧洲大陆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而且，在我看来，这场争论涉及的本质已远远超越英国与欧盟的关系问题，这揭示它所蕴含的更大意义。

    如果转换一个角度看待这件事情，问题就变成了：有多少欧洲人希望英国留在欧盟？我们几乎立刻会发现，撇开文化传统的因素，在政治立场上，希望英国留下来的是以下两类欧洲国家（或欧洲人）——第一类是拥护自由贸易、主张减少政府干预的右翼新自由主义者；第二类是对“大欧罗巴联邦合众国”的前景持疑惧态度的悲观主义者。而对“盎格鲁- 撒克逊人”疑心重重，想要英国“滚蛋”的就正好相反——第一类是主张加大政府对经济和社会控制的左派；第二类是对欧洲的统一怀有某种乌托邦主义式的热切期待的“乐观进步派”。

实际上，这两条“战线”上的尖锐分歧差不多就是贯穿过去三年来围绕如何“拯救欧元”的所有努力和争论的主线。关于这一点，我将在以后的文章中一再触及。

    粗略地看，欧洲大陆的亲英和反英情绪，恰好是右翼保守主义与左翼进步论者的分野。不幸的是，欧盟的最重要的创建者法国所代表的价值观——高傲的法国人自认为它就是欧洲价值观——在许多方面代表了英国思维方式的对立面。根据一项最新调查，54%的法国人希望英国离开欧盟。

    然而，在欧洲一体化进程已经推进了大半个世纪并遭遇重大挫折的今天，英国人的保守和怀疑态度绝不应当被视为一种荒谬可笑的民族主义式回应。相反，这直接关系到欧盟的性质以及危机以后的未来走向。就算卡梅伦正在鲁莽地开启一个可能对英国和欧洲利益造成双重损害的错误历史进程，但又一句话他说得一点没错：“不管怎样，争论都已发生。”

    回避争论是没有出路的，即便是那些欧洲统一的最热心的赞成者，也应当认真看待对欧盟结构性缺陷的批评，这样才能真正迈出克服危机的第一步。

    写于2013年3月1-5日，改定于 2013年9月1日，2013年11月15日发表于“腾讯·大家”专栏；见网标题：英国是否踏上了不归路；链接：http://dajia.qq.com/blog/3189340400334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