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大陆女童在香港街头便溺引发纷争这一事件的讨论，这几天逐渐发酵成为一桩占据陆港舆论中心位置的重大公共事件，它也再一次将最近一两年来日趋尖锐化的陆港对立情绪展露无余。

    撇开“便溺事件”的直接和具体前因后果，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对立情绪在很大程度上是香港这个特区城市眼下所面临的巨大困境的折射。而在我看来，香港近年来出现的这些社会问题，虽然不应该归咎于“大陆人”（我本人甚至很怀疑这样一个共同体的存在），但与中国大陆的政经现状的确有着重大勾连。作为一个试图理解港人行为的观察者，我愿意在这里分享一些更为宏观的背景认识。

一．

若仅从宏观全貌来看，回归17年后的香港仍是一座充满活力的经济中心城市。

2011年特区经济增长率达到5%，官方认可的人均GDP也超过了30000美元。此后的2012和2013两年，香港GDP增幅均在3%左右，远高于深陷经济危机中的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此外，特区政府还连年实现巨额财政盈余……看起来，香港经济正在迅速走出国际金融危机阴影，实现复苏。

一些国际知名的评级机构（如惠誉）发布报告称，香港抵御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能力令人印象深刻，证明了其高等级信用评级的合理性。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在拥有“AA”和“AAA”评级的地区中，香港的实际GDP增幅是最高的，失业率是最低的。

然而，就是在这样“一片大好”的形势下，只要谈及香港的经济前途，许多普通市民和知识分子却都流露出迷茫甚至焦虑。原因就在于近年来显著拉大的贫富差距，这使得大多数港人的实际收入并没有随经济增长一同增长。相反，随着两极化加剧，社会上的相对贫穷者不减反增。

世界银行的数据表明，香港贫富差距是所有发达经济体中最大的。前任特首曾荫权在2010年底发布的施政报告中承认，香港社会的贫富分化更加严重，大约有18%的港人处于贫困线以下。香港政府统计处也表示，香港目前的贫富差距水平已经超过了新加坡、英国和澳大利亚，甚至超过了其他因贫富差距大而闻名的城市，如华盛顿和纽约。2011年，香港的实际基尼系数上升到了0.537，而2001年和2006年的水平分别为0.525和0.533。国际著名的非政府组织乐施会（Oxfam）称，香港700万人口中约有十分之一的家庭仍生活在贫困中。按照国际认可的衡量标准，香港的贫富差距目前处于30多年来的最高值。

表现最突出、最直接和最压得绝大多数工薪族港人——尤其是年轻人——喘不过气来的，是扶摇直上的房价。可以说，在楼市问题上，近年来特区政府所承受的压力一点也不比饱受相同困扰的内地政府轻多少。研究机构Demographia的数据显示，如今，香港房价中值是香港人年收入中值的12.6倍。相比之下，英国的这一比例为5.1，美国为3.0。

2011年夏天以来，特区政府试图通过征收资本利得税来抑制楼价（2010年11月，香港政府宣布对在短时间内转售住房者征收15%的特别印花税），并多次探讨重启“公屋”建设计划。金管局也首次针对“收入来源非香港”的借贷人作出限制，要求比香港本地人多付一成首付。此外，特区政府几年来还通过一系列税收方面的优惠——其中包括2011年引人瞩目的人均派现金6000港币——来试图减轻弱势群体的沉重负担，但这些举措的成效显然微乎其微。

2011年3月29日，执掌香港最大房地产公司新鸿基集团的郭炳联和郭炳江兄弟在一项腐败调查中遭到拘捕，而2005年至2007年曾在曾荫权任内担任香港政务司司长的许仕仁也因同一案件被捕。

按市值计算，打造了香港天际线的新鸿基地产不仅是亚洲最大的房地产公司，在中国内地——尤其是上海——也投资了许多项目。因此郭氏兄弟和许仕仁是强大而神秘的香港廉政公署自1974年2月成立以后的38年中逮捕的地位最为显赫的大亨，这一事件在香港政经界引发了一场空前的地震，令人颇有一种山雨欲来的不祥之感。

作为与权力关系最为亲近的行业，地产行业畸形发展的秘密在这一事件中被泄露。

在市场经济完善的国家和地区，来自地产行业的富豪非常少，而这个方面，香港却颇似大陆，这显示了政治权力对于香港的经济结构的同化。很多人认为，高房价是制度的产物，这种制度就是香港政府严格控制土地供应以推高房价和卖房收入，图利那些追求租金回报率的房地产精英。税率很低的香港曾长期被看作是资本家无拘无束的游乐场，但这座曾被经济学泰斗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称为自由经济灯塔的城市，现在却饱受“地产霸权”的困扰。在香港，几位地方大佬通过一些大企业集团控制着主要的地产开发项目、超市和药店等等，在当地经济中占据着主导性的地位，任何人要闯入当地市场都会遇到极大阻力。

面对这样的现象，人们只能得出如下结论，回归以来历任特首及其领导的特区政府不愿对老富豪们下手，也不愿从根本上解决房屋供应不足或市场缺乏竞争的问题。去年，据估计市场上70%的商品房都是由两个最大的地产开发商开发的，一个正是郭氏兄弟控股的新鸿基地产，另一个则是李嘉诚的长江实业。香港的土地制度需要彻底改革，但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从中获益的房地产大亨，牢牢把持了香港有欠民主的政治体制。作为他们维持稳定的回报，北京方面与这个现行体制的守卫群体达成了某种同盟，这让普通香港民众几乎别无选择。一段时间以来断断续续的“占领中环”运动，就是对这种精英体制的无奈和无力的抗议。

而在另一方面，近年来从本地经济增长中赚得盆满钵满的商界精英也不乏迷茫。从他们的眼睛里看出去，香港未来的经济定位有迷失之虞。这是由于商务成本持续高企——香港目前的写字楼租金已是全球最贵、本地职场高技术劳动力不足、英语教育和国际化水平下降等诸多因素，加之面临国内的长三角、珠三角和东南亚的新加坡等地日趋激烈的竞争，已使香港经济日益“空洞化”，除了对金融和地产及其配套服务业的不可理喻的依赖，香港几乎已经没有其他实业的立足之地。香港凭借着商业模式和技术方面的创新所赚取的巨额财富，越来越多地由内地——尤其是珠三角地区——来创造。但这其中，本地普通居民是分不到一杯羹的。

这进一步使得很多香港人深情地回顾过往的那段殖民地的“港英时光”，因为人们感觉那时比现在更有公平和人情可言。

我自己有许多亲戚、同学和朋友在香港生活工作，其中不乏出生在或“九七”之前就已移居香港者。近来他们谈及香港时，一个共同的感叹便是：眼下香港中下阶层的年轻人中弥漫着对社会的巨大的不信任和莫名的不满。反映在现实生活中，对政府和精英人士的任何具有建设性的主张，例如著名的“广深港高铁计划”，他们一概用反对来发泄情绪。“香港社会似乎再也不复有过去那种多元与和谐并存的良性气象。”

二．

更为令人不安是新一代港人在国家认同方面的尴尬趋势。

香港大学于2011年底对本港居民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认为自己是“香港人”的受访者比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受访者多出一倍多。调查还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香港人对内地的认同感从“九七回归”后最初几年的高峰值反而减弱了。

其实，这项最调查只是证实了此前和此后一连串相互虽无关联、但本质上相似的事例所展示出来的民意大趋势：港人对内地人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大。从两年前意大利奢侈品牌D&G 门店外爆发的抗议“歧视港币、偏爱人民币”事件，到大陆名嘴孔庆东挑起的“狗”与“蝗虫”的口水战，直至几个月前颇有反讽行为艺术意味的“我爱五星红旗”游行……将这种广大下层港人市民对大陆的怨忿情绪展露无余。

有意思的是，事实上，最近的调查显示，普通话已经取代英语，成为香港人的第二通行语。48％的香港居民会说普通话，而会说英语者的比例为46％。自从2001年人口普查以来，说英语者的比例稍有上升，但是普通话的普及却更为迅速：在10年前，人口中会说普通话者的比例仅稍高于三分之一。

    说起来，港人对陆客最直接的不满是“双非”孕妇赴港生产问题。所谓“双非”孕妇，是指待产儿父母双方均非香港特区居民。香港近年“双非”婴儿的数字急速攀升，已从2001年的620个上升至2011年的近3.6万个。而这些大陆夫妇之所以花费高昂成本去香港生孩子，目的一目了然：是为了让孩子自动获得一个香港居民身份。但这必然要挤占香港本地原本就十分稀缺紧张的公共医疗和教育资源。2011年以来，香港政府已开始通过逐步减少直至取消公立医院接纳非本地孕妇分娩配额和打击“黑中介”、“黑月嫂”等手段在限制内地“双非”孕妇赴港生产。新任特首梁振英上任以后，已采取了一系列严厉措施收紧了大陆孕妇来港产子的渠道。

另一根显眼的导火索依然来自楼市，因为近年来香港楼价疯狂上涨的很大一部分原因，被认为是来自边境北边一侧的强大购买力。一方面，随着内地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加上近期以“限购令”为代表的对楼市的严格调控，使得相当一部分投资热钱通过各种渠道流入香港。另一方面，2005年汇改以后，人民币持续升值，其相比于实行联系汇率（与美元固定挂钩）的港币已升值超过20%，这又是陆资投入相对而言比较熟悉的香港资产的充分理由。美联物业的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以来，内地人对香港住宅房地产的投资金额扶摇直上，已从10%多一点提高到了25%以上。每四套房子中就有一套被大陆人资金的现实，显然是炒高香港房价的首要原因。

此外，蜂拥而至的大陆游客和新移民不仅推升了香港的通货膨胀，亦被认为降低了香港社会的整体文明水准，更因为文化观念的不同而时常与本地人发生抵牾……所以这些都在一点点累积香港社会中对大陆的不满情绪。你或许可将此归咎於港人对近年来经济发展和财富增长失衡的“弱者”心态。以往，香港人不屑内地人，担心贫穷的大陆人会拖垮香港；而如今一掷千金的内地豪客却潮水般涌入香港，反衬出普通港小市民的寒酸，这令后者更加气恼和厌恶。

    香港人更加深层的担忧是，在“大陆模式”——表现为来自北京的权力和资本——的侵蚀之下，以往人们珍视的有别于中国内地的独特的“香港身份”和“香港价值”（自由和法治）是否会弱化、甚至流失？虽然香港的法治仍然独立、自由仍然有保障，但回归以后其经济对内地的病态依赖仍不免使本地的民间反对者担心，这有朝一日是否将带来香港政治乃至文化的“大陆化”，最终使香港成为一个普通的内地城市。

自2006年开始，保卫香港历史建筑——如喜帖街、天星码头、皇后码头、凤园等——的社会运动层出不穷，媒体将之定义为“保育运动”，这是一种集体回忆的情绪性行动。彰显了在似乎无可挽回的“大陆化”趋势下，香港人对“只是另一个大陆城市”的模糊身份认同的焦虑。

2012年4月30日，香港政府宣布将暂缓引入强制性“国家教育”课程，有人批评这些课程是用中国爱国主义给小孩子“洗脑”。特区教育局宣布，会遵循一个委员会的建议，将课程延至2015年再引入而不是按此前计划的今年，让学校有更多时间准备。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去年呼吁政府阻止这一提议的通过。他们称这是内地的“政治干预”。按计划，学生一年将接受约50小时的课程，主要是帮助个人建立国家和谐、身份认同和团结精神。

但在另一方面，所有有理智的港人都明白，香港离不开大陆，香港的未来尤其有赖于内地。数据显示，香港的零售额有大约40%来自于内地人，也就是说，内地消费支撑着香港约12.5万个零售业就业岗位。如果把酒店、餐馆和批发部门的相关就业包括在内，这个数字接近25万。此外，香港是世界上人口出生率最低的地区之一，因而不仅需要大陆的优秀成年人才，也的确需要大陆的新生儿。

    事实上，这些年来，中央政府一如既往地给予了香港许多支持。2011年8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克强到访香港，不仅代表中央再次表达了对特区发展的信心和支持态度，也对推动正在如火如荼壮大之中的人民币离岸市场建设、人民币直接投资、港沪深交易所合作以及粤港两地基础设施合作等产生了显著而直接的积极作用。当时谈到的有些举措，这两年已经陆续落到实处，例如最近财经媒体热烈讨论的沪港股票交易联动机制等。

    而然，中央派发的这些经济政策“大礼包”带来的绝大部分好处最终都落到了像李嘉诚那样的富豪口袋里。对大多数中下层的普通香港民众来说，这些与自己毫无关系。相反，他们自己却必须承担由于来自大陆的人员、资金不断增加而导致的资源紧张、通货膨胀和拥挤嘈杂……换言之，他们从越来越紧密的陆港一体化中收获更多的是坏处。香港《明报》的一项调查显示，每三个香港人之中就有一人对“自由行”有抗拒情绪，仅有1/6的港人表示自己受惠于自由行政策，明确表示没有受惠者则占将近1/4。

三．

    这的确触及了当下千头万绪的“香港困境”的本质，但若进一步追根溯源，我们或许必须要从中央政府对香港特区进行有效管理和控制的指导思想这一根本源头上去做检讨。

正如有识之士事后才敏感地认识到的那样，中央政府对回归后的香港的最高目标是实现所谓“港人治港”。但是，对于这个如今人们天天挂在嘴上的“港人治港”的潜台词，很多人一开始不太明白。简言之，中央政府多年来一直对香港奉行一套“精英治理”的现实主义理念，倚重的主要是香港的商界领袖。作为反过来的投桃报李，当年殖民地时代一向支持英国统治的香港大亨们几乎在一夜之间顺理成章地成了北京的盟友。

客观地说，在回归最初，这一套策略是发挥过巨大而成功的功效的。在那个人心浮动、风雨飘摇的艰难岁月，一批大资本家、大企业家毅然选择留在香港，不仅为香港留下的支撑日后稳定发展的资金、技术和就业岗位，也在社会心理层面对这个素来将商业放在首位的亚洲金融中心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记得当时流传在香港市民中的最有力的一句话是：“就要回归了，李嘉诚都不走，我们怕什么？”

    可以看到，基于《基本法》的几乎一切制度设计，都是建立在这一考量上的，包括那套复杂的特首及立法会选举制度。

    然而，任何事情都是一分为二和阶段性的。过分倚重经济精英的政治治理结构必然导致一个结果：既香港无论在立法、行政还是司法层面，其政策和执行均天然地偏向于这些经济精英的利益。在我看来，这是过去10多年来香港社会的贫富分化反而比港英当局统治时期拉得更大的制度根源。

我在这里必须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绝不是说香港的“精英权贵们”在日常行使职权的过程中暗箱操作、以权谋私，甚至徇私枉法、贪污腐败，就像我们在内地熟视无睹的那样。香港是著名的法治之地，政治的公开和自由无需太多置疑，精英群体个人的道德素养也依然令人肃然起敬，新鸿基郭氏兄弟和高官许仕仁只是极少数特例。我的意思是说，由于普通的升斗小民缺乏参与政治的足够空间，从而使整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天然而微妙地有利于有钱阶层。

但眼下，香港大亨们不仅不再是中央政府管理香港的稳定支柱；相反，他们日益成为引发香港政治不稳定的负面因素。在公众对贫富差距扩大的愤怒与日俱增之际，香港大亨们逐渐开始受到港人的普遍憎恨，而他们以往曾被看做是体现香港人白手起家精神的楷模而备受钦佩。越来越多的香港普通小民开始认识到并越来越不满这种日益固化的利益格局。从很大程度上说，作为特区政府中举足轻重的在任高官，沪上富商巨贾出身的唐英年在2012年那次特首选举中的惨败，也曲折地反映了香港大多数民意对政府施政的不满。

香港已经走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上。

平心而论，虽然港人对政治存在许多不满，但回归以来香港社会的民主化程度是比当年殖民地时代进了一大步的；回归后的香港也基本保持了港英时代奠定的良好的司法独立和言论自由；除此之外，香港迄今为止仍然拥有整个东亚地区最自由的经济制度和最优秀的专业人才，仍是中国、亚洲乃至世界不可或缺的金融中心和自由港……

所有这些都充分展示出香港这座国际大都市所蕴藏的无穷潜力，它也提醒港人，没有任何理由自期自艾。特区未来的出路肯定不是重新建起一道高墙将“北佬”挡在外面，更不是情绪性地抗拒“中国身份”。

如果广大香港普通市民真的想要有所改变，推动香港走出目前的困境与瓶颈，那么2017年的特首和立法会“直选”应当是唯一可取的路径。根据此前通过的法律，全国人大已赋予香港特别行政区从2017年开始通过普选产生特首的权利。但至今尚未就此诞生过任何一份清晰的路线图，根本原因就在于它遭到了不少港人的高度不信任、甚至对抗。

然而，就像近来与香港颇有“同病相怜”之感的台湾不可能从中国独立出去一样，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香港人如果不拿出一种建设性的态度投入博弈以求得最不坏的结果，舍此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呢？

    2014年4月26日发表于“腾讯·大家”专栏；链接：http://dajia.qq.com/blog/348165076804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