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银-美林的经济学家陆挺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发现，过去一两年里，中国地方政府公布的经济增长数据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之间的差距较以往正在大幅缩窄。

    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已经公布的今年第一季度GDP增幅的加权平均数为8%，而国家统计局三周前公布的全国GDP增幅为7.4%，两者之间的差距仅为0.6个百分点，可能是20多年来最低的。2013年一季度，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GDP增幅实际为7.7%，但各省份的加权平均数高达9.5%。

    中国的统计数据水分、甚至明目张胆的统计数据造假问题，多年来一直备受国内国际媒体和学术界关注。在我的印象当中，自上世纪90年代初著名的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以后，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公布的GDP数据总和几乎每年都远远超过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GDP数字。若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GDP增幅加权平均，其增幅超过全国GDP数据2个百分点以上是家常便饭，有的年份甚至会出现每一个省份的GDP增幅都远高于全国增幅的壮观景象。以2012年为例，当年地方政府公布的GDP数据之和较全国GDP高出一成多。两者相差5.6万亿元人民币，比当年排名世界第16位的印度尼西亚的GDP总额还要多！

记得美国匹兹堡大学的经济学家兼历史学家托马斯·罗斯基（Tomas G. Rawski）教授曾在2000年发表了质疑中国统计数据失真的两篇文章《中国的GDP统计发生了什么？》和《中国的GDP统计：该被警告？》，在中国乃至全球经济学界引发空前争论。另一位名气更响的美国经济学家、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也曾经将中国经济数据斥为“一堆不可置信的符号体系”，“看中国的经济增长数据，就像看一部科幻小说。”

罗斯基和克鲁格曼所指的都是中国国家层面的统计数据，但其实，中国中央政府十分清楚统计数据水分问题，并很早就公开承认了这一点。为此，在上世纪90年代末，国家统计局建立了一套自己独立收集省级经济数据的系统，以期不再完全依赖地方统计部门上报的数据。罗斯基和克鲁格曼所笼统指出的问题并非完全不存在，但在中央层面，数据掺水和造假的动力要比地方政府低得多。正因为这样，国内外经济学界在从事研究工作时，除非实在没有办法，一般不会采用地方公布的数据。

不过，这种状况正在改变，而且改变得非常快。

    综合各地媒体此前的报道，今年一季度，除了安徽省以外，全国其他所有省份的GDP增速均未达到年度预定增长目标。其中，垫底的黑龙江省仅为4.1%，不到预期目标8.5%的一半；河北一季度GDP增幅则从2013年第四季度的8.2%骤降至4.2%；山西的GDP增长也仅为5.5%。此外，西部的云南、内蒙古、广西、海南、宁夏诸省份一季度经济增速也都比预期目标有2-3个百分点的差距……这与中央层面的情况一致：今年一季度7.4%的GDP增幅没有达到3月初全国人代会上确定的7.5%的目标，只不过今年的经济增速预期目标后面第一次加上了“左右”这个富有弹性意味的后缀。

这种数据方面的显著变化反应的第一个问题，显而易见是当前经济下行压力的确非常大。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中央政府有意识引导的结果。

近几年，传统上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速一直远高于东部地区，但今年一季度的最新数据显示这种差距正在缩小。这一方面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减缓有密切关系，因为近年来国家在中西部安排了更多投资项目；另一方面也与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下降有关，煤价等的下跌是资源大省山西和内蒙古经济下滑的重要原因。此外，这还与中央政府压缩过剩产能、治理环境污染的努力密不可分，全国第一钢铁大省河北经济之所以下降得这么快，关闭小钢铁厂、节能减排是首要因素……总的来说，依赖资源和以制造业为主的省份一季度增长放缓最为严重，这是当前中国经济持续疲软的最直接写照。

    但这个理由似乎只能说明地方经济数据的不好看，尚不能充分解释它们与国家层面公布的数据之间的差距为什么会收窄。在许多人看来，这说明十八大以后上任的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倡导的摆脱“GDP崇拜”、追求更为均衡协调的经济发展的“新政绩观”的理念已经开始显现功效。

    这种说法的确有很大道理。过去一年多来，中国高层一直在利用各种机会试图引导各界淡化中国的具体增长目标，弱化对增长速度的过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都曾明确告诫，要防止把发展简单化为增加GDP，反对过去那种不惜一切代价换取经济增长的“低效盲目”模式。在中国目前高度集权的政治和行政体制下，一旦评价干部的标准、决定他们升迁的指挥棒改变了，他们的行为就会立刻随之改变。我们还可以看到，各地官员眼下越来越多地大谈环境治理、不良债务和食品安全等老百姓日以关心的热点社会问题。究其根源，是因为中央领导日益关心的缘故。

    不过，鉴于考核各级官员的指标体系迄今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今年若大多数省份不能完成预期经济增长目标，甚至相差得非常远的话，明年各地人代会也许就会面临复杂的问责与经济目标调整问题。从政府绩效考核的角度来看，淡化GDP指标与对事先作出的承诺完全不当回事，性质上并不相同。

　　因此，还有一种近乎阴谋论的观点认为，在统计体系不能独立于政府权力的局面未有根本改观的前提下，当前地方政府不再追求“数据政绩”（甚至有可能是有意识压低数据），亦可能是试图通过这种以退为进的隐晦方式向中央政府施压，呼吁出台更多刺激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以提振经济。就各级地方官员而言，这种旧的经济增长模式无论对他们的政治前途还是个人利益都是有巨大好处的。说到底，这也正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如此艰难的根源之一——要扭转一种根深蒂固且自我加强的路径依赖，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这种揣测是否有合理性，还有待于观察。如果地方数据与中央数据之间的差距收窄只是昙花一现，未来不久后又重新反弹，那么很可能被这些阴谋论者不幸言中。

    但不管怎么说，从前述这些数据分析中，我们应该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在民众的政治参与度不可能显著提高的基本限制条件之下，经济结构调整既有赖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构，也意味着各级政府之间关系的重大调整。许多地方官员应该已经意识到，未来自己需要应付的是一个更加复杂、模糊和多变的考核体系。而要让这种转变更有助于中央政府实现自己希望的目标，则要求后者大大提高准确把握基层民意的能力。

    写于 2014年5月8日，2014年5月17日发表于《博鳌观察》BR中文网；链接：http://www.boaoreview.org/html/yingyue_Views/yuyue_Reading/chenjibing/2014/0516/266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