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似乎比预料的更加严峻。

    在我结束这篇文章的前一天， 5月13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今年4月份实体经济数据：不仅工业增加值增幅创5年新低，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幅更是创下2002年来的新低。如果说这两个数据反映了新一届政府大力推动的结构调整必须经历的“阵痛”的话，那么代表了当前最被看重的“内需”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跌破10年以来的最低记录，则预示着这一“调结构”的过程绝非一蹴而就，很可能异常艰难而又一波三折。

    伴随着这些低迷数据的公布，5月13日下午，市场中开始疯传央行当天傍晚将要宣布下调准备金率的“内部消息”。这则很快即被证明被落空的传言与其说是一种预期，不如说是许多市场人士——及其所代表的各类利益团体——的强烈期盼和呼吁。由此可以想见，掌管着宏观经济政策的楼继伟、周小川乃至李克强当下正面临着多么大的压力！

但就在数据公布的前一个周末，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却在“五道口论坛”上明确表示，短期经济数据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政府目前不会采取大规模的刺激举措。在同一个论坛上，央行前副行长吴晓灵更直截了当地说，她认为央行近期不会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与宏观经济与日俱增的下行压力联系在一起看，这些表态充分显示出新一届政府对于“去杠杆化”的坚定决心。

    这一次，那些寄希望于从政府继续吹大泡沫中获利的市场博弈者们恐怕会打错算盘。文质彬彬的李克强总理和他的助手们也许不太可能轻易投降，因为他有自己对中国经济病症由表及里的系统诊断和完整药方。

这很可能确实是一剂良药，就像李克强自己坚信不疑的那样。

“李克强经济学”的内在逻辑

2013年6月，时任巴克莱资本(Barclays Capital)亚洲首席经济学家的黄益平发明了后来被全球媒体热炒的新词——“李克强经济学”（Likonomics），用以指称新一届中国政府与前任截然不同的经济调控整体思路。

按照巴克莱的概括，与“安倍经济学(Abenomics)”的著名的“三支箭”一样，“李克强经济学”也有三根支柱：不刺激、去杠杆化和结构改革。

巴克莱对“李克强经济学”持高度赞同立场，认为它是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正确道路选择。“李克强经济学”是一种用短痛来换取长期效益的良方，它会对中国缺乏竞争力的金融系统和习惯于得到政策和资金补贴的国有企业造成强烈冲击。巴克莱预计，这有可能会把中国经济推向所谓“临时硬着陆”——未来三年里，中国某个季度的经济经济增速会骤降至3%；但那以后便会迅速回升反弹，未来10年中国经济仍将保持每年6-8%的快速增长。

“李克强经济学”这个名词一经被提出，便在金融市场和经济学界引发了热烈讨论，对于其核心内涵的诠释也是五花八门。其实，作为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厉以宁教授的高足，中国新总理驾驭经济的能力的确被国内外寄予了极大的期待。《华尔街日报》在一篇专栏文章中称赞对数据了如指掌且经常展现高超预测能力的李克强为名副其实的“总理经济学家”，并开玩笑说，将来有一天他不再担任总理时，一定能够在经济分析和预测领域一展身手。由此可见，李克强的名字显然要比邻国首相的名字更有资格被命名为一种经济理念。事实上，正是“安倍经济学”激发了黄益平的灵感。

    有一种观点很具洞见地指出：李克强这一届政府上任后的一系列政策主张，宣告中国已告别被凯恩斯主义统治了将近20年的宏观经济政策。“李克强经济学”从减少管制、破除垄断、激活民间等理顺市场的“结构问题”切入，带有浓厚的供给学派色彩。作为一个同在北京大学进修过经济学课程的媒体观察者，我个人相当同意这种学术上的溯源。

    但是，如果真的有所谓“李克强经济学”的话，将它归纳为“不刺激”、“去杠杆化”和“结构改革”三点，恐怕过于简单粗糙，而且也没有揭示出新经济政策的内在逻辑。

    从一年多来李克强自己在各种公开场合表达的内容来看，改革，毫无疑问是“李克强经济学”最重要的内涵和抱负。李克强说的最多的一句话便是：改革是最大的红利。但谁都明白，一方面，过去10多年里积累下的堆积如山的问题和矛盾已迫使中国到了不改不行的地步；而另一方面，改革的任务千头万绪，进入“深水区”后各种利益盘根错节，疲弱的外部经济环境又显示当下未必是改革的最佳时机。因此，改革面临着“再也拖不起”和“欲速则不达”的悖论。

    在我看来，“李克强经济学”在推进改革方面的最大特点是：它并不试图画出一张完备的蓝图，推出所谓“一揽子”整体解决方案，而是遇到发展瓶颈时一个一个地去攻克。当然，这一项一项的具体改革举措中又是有优先和重点的，因为有些改革具有某种“枢纽”功能，抓住了这个“牛鼻子”，就能够顺势推动其他诸多改革。

    李克强在今年5月1日出版的《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关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问题》一文，全面完整地阐述了他的改革观。文章提到了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等各项重要改革。不过，从过去一年多来的政策实践来看，“李克强经济学”的改革重点显然聚焦于两点：第一，以简政放权为抓手的政府职能转变；第二，以利率市场化和开放民资进入银行业为代表的金融改革。

对于前者，我们看到，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国务院已分批取消和下放了多达上百项行政审批；按照承诺，到本届政府任期届满时，将取消或下放目前尚存的1700多项行政审批中的三分之一。而对后者，商业银行贷款利率浮动下限去年已经取消，按照周小川等人近期的说法，实现完全的利率市场化为期也已不远；而从各地的村镇银行到更大规模的民营银行，孕育了多年的国有银行一统天下的垄断体制的打破，看来也终于看到了真实的曙光。

应该说，政府职能和金融体系的确是当下阻碍中国经济潜能进一步发挥的最大障碍。前者在于解放民间的经济活力，后者则有助于理顺中国经济长期以来的资源错配痼疾。在这两个领域里推动改革，对其他改革的“外溢效应”未来将会逐渐显现出来。

    但改革是手段，目的是要在调整经济结构的同时促进经济发展。多年来，在针对中国经济的评论中，无论是学术界还是舆论界，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是将结构问题与宏观问题混为一谈。“李克强经济学”十分清晰地看到了这一点，因此它特别强调“稳增长”、“调结构”与“促改革”三者的辩证关系。李克强总理在多个场合阐述过差不多相同的意思：“稳增长可以为调结构创造有效空间和条件，调结构能够为经济发展增添后劲，两者相辅相成；而通过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则可为稳增长和调结构注入新的动力”。

    而在长期和短期关系上，李克强称，要在转型升级与保持合理增长速度之间找到一个“黄金平衡点”。在今年的两会压轴记者会上，李克强坦承，中国既要稳增长、保就业，又要防通胀、控风险，还要提质增效，治理污染，“多重目标的实现需要找一个合理的平衡点，这可以说是高难度的动作。”

这就引出了“李克强经济学”中关于宏观调控方面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即所谓“区间论”。就我所注意到的来看，过去一年里，李克强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把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

    关于这个“合理区间”的具体含义究竟是什么？2013年9月夏季达沃斯论坛在中国大连举行前夕，李克强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对此有过清晰的定义：中国政府明确了经济运行合理区间的“上限”和“下限”，防止过度波动。明确“下限”是要稳增长、保就业，GDP增幅在7.5%左右。明确“上限”是要防通胀，今年CPI涨幅3.5%左右。使经济运行保持在这一合理区间，切实防范金融风险，可以给市场和社会一个稳定的预期。

    然而，从李克强本人以及主管财政和货币政策的主要官员——如财政部长楼继伟等人——以后的一些言谈中，我们发现，中国政府心目中的“上限”和“下线”并不那么刚性，可能存在着一定的灵活度。

    例如，李克强10月21日在第16届中华全国总工会全会上发表讲话称，要保证新增就业100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在4%左右，需要7.2%的经济增长。而根据北京的《新京报》去年发表的一篇评论，李克强还曾在一次国务院会议上说，7%的增幅就能保证实现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

李克强本人也曾经在某个场合说过，自从中国政府确定了经济运行的“合理区间”以后，“老有人追问我，说这有上限下限，这最终到底是多少啊？”按照他自己的回答，那就是人代会确定的经济运行预期目标。

    但有一点看来是毋庸置疑的，正如李克强在另一个场合明确指出的，稳增长说到底就是为了保就业。因此，“上限”和“下限”的刚性含义并不是GDP数据，而是失业率和通胀率。一季度的经济数据显示，尽管宏观经济继续下滑，但城镇失业率数据却比上一季度反而小幅回落，显示了中国劳动力市场强劲的“抗压能力”。有分析人士认为，服务业的扩张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制造业放缓对就业的不利影响。近来还有经济学家认为，就业与GDP之间并不存在成正比的正相关关系，因而建议中国政府未来可以将经济增长的“下限”进一步下移。而5月1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升1.8%，比3月份的2.4%大幅下滑，且低于预期。

上述两个数据均说明，经济运行正处于“李克强经济学”预设的“合理区间”之内。照这么看来，市场有什么理由期待和要求政府出台大规模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呢？

“稳增长”新思路

    过去一年里，无论是李克强总理还是央行行长周小川、财政部长楼继伟，都在无数场合不厌其烦地向市场喊话：中国不会为一时的经济波动采取短期强刺激政策。就在不久前，李克强还曾经再次说，如果不是用改革的办法，而是采取短期刺激政策，今后的日子会更难过。

    这大概就是巴克莱经济学家将“不刺激”总结为“李克强经济学”第一条内容的原因。

    事实上，如果想要让GDP增幅重新回到9%甚至10%，并非多么大的难事。但如同我在本文的上篇（陈季冰：《经济结构调整起航（上）》，见2014年5月5日出版的《经济观察报》“观察家”版）中指出的，新一届政府决意从根本上扭转中国经济“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危险局面。因而，提高对经济增长放缓的容忍度，是这项艰巨的“再平衡”结构调整战役的首要前提。

李克强总理显然认为，在上一轮扩张政策下形成的过剩产能和扭曲结构至今尚未得到消化和矫正的情况下，再来一轮新的刺激，表面上虽然会在短期内使经济增长数据好看起来，但肯定并不利用中长期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当然，不刺激，或者说“不在短期内推出强刺激”，并不等于政府对经济运行采取袖手旁观或放任自流的不作为态度。李克强和周小川等都明确表示过，一旦经济运行“滑出下限或超出上限”时，政府将会采取必要措施。事实上，去年夏天以来，在经济运行尚未滑出下限但出现明显下行趋势时，中国政府已经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微调”政策，以期达到“稳增长”的目的。一些市场人士颇有创意地称这些举措为“微刺激”或“暗刺激”。

    去年7月，在一轮人心惶惶的“钱荒”过后，政府大力推动“盘活财政与货币存量”的行动。这是因为，一方面，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多年来的财政收入超高增长势头已到强弩之末，财政部长楼继伟甚至曾暗示，当年很可能完不成预期财政目标。另一方面，因各方面的诸多原因，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历年来在央行管理的国库内沉淀的财政资金已突破3万亿元。很明显，这是一种着眼于在不继续吹大泡沫的基础上提高资金流动效率的举措。

    随后，国务院各部委酝酿并推出了一系列支持小微企业的财税金融政策，其中包括：从2013年8月1号起，对小微企业中月销售额不超过2万元人民币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和营业税纳税人暂免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通过扩大中小企业集合债券发行规模，规范清理商业银行收费，加大信贷支持、支持设立民间小微金融机构等方式，来加强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缓解它们的融资困难。国务院还想金融机构明确规定了确保小微企业融资的“两个不低于”，即贷款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平均水平、增量不低于上年同期水平。

    此后，国务院还陆续出台包括加快棚户区改造和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等多项政策微调出炉。市场最寄予厚望的当属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2013年7月31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重点加强市政地下管网建设和改造，污水和生活垃圾处理及再生利用设施建设，燃气、供热老旧管网改造，地铁、轻轨等大容量公共交通系统建设，城市配电网建设，生态环境建设等六大领域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今年4月，国务院又宣布了新一轮“微刺激”措施。其中包括：采取市场化发行住宅金融专项债券，重点用于支持棚改及城市基础设施等相关工程建设，同时将设立铁路发展基金，加快铁路尤其是中西部铁路建设。与此同时，将小微企业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实施范围的上限，由年应纳税所得额6万元人民币进一步较大幅度提高，并将政策截止期限延长至2016年底。

直到最近，央行推出金融服务“三农”发展措施，并定向下调县域农商行和农合行的存款准备金率；此外，国务院首批推出80个基础设施示范项目面向社会公开招标。

……

与人们担心的重复上一轮“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相比，经济学家认为，本轮“微刺激”体现了以下三个方面的显著不同——

首先，这一轮的稳增措施规模很温和，项目也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其中最容易引发争议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大多也都是补短板和惠民生的项目，不会造成重复建设和产能扩张。

第二，不像上一轮的“四万亿”，本轮“微刺激”中，货币政策充当的是次要角色，任何直接、激进的政策放松都没有动用，因而不太会从整体式提升中国经济的债务水平。也许是为了打消市场的错误预期，央行在4月21日下调县域农村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以后还破天荒地专门解释，此举只是加强金融对“三农”发展支持，引导加大涉农资金投放的结构性调整举措，并不意味稳健货币政策取向的改变。

第三，本轮“微刺激”并非简单的总量调控，它本身即包含了重要的改革内容，例如，将民间投资和市场机制——最典型的是借债券市场之力——引入长期以来由政府政府垄断的公共设施首次破题；接下来，政府还将进一步缩减投资核准范围，下放核准权限。

    简言之，“李克强经济学”在稳增长方面的所有具体措施都基于两条基本原则：第一，这是一种具有明确针对性和具体性的零敲碎打和“挤牙膏”式拉动，一开始便排除了任何一揽子的“大手笔”计划的可能性；第二，任何稳增长的“微刺激”政策都仅仅是为了“托底”、而非“推高”经济增长率。

这种新型宏观调控政策的好处在于有的放矢，且不会造成“颠覆性错误”，不会走回头路，给未来增添更大的困难；坏处则在于它不可能像“四万亿”那样赢得立竿见影的“眼球”效果，其益处可能要过相当长时间才能逐渐显现出来。

在我看来，最能体现“李克强经济学”对经济调控思路的一个例子是举国关注的房地产调控。已经有许多人注意到，与上一届政府不断高调打压楼市的方式不同，新政府很少直接提到楼市调控。这并不意味着“李克强经济学”不承认中国楼市的巨大泡沫，但李克强总理及其国务院同僚显然有可能认为，本轮房价上涨是一种“货币现象”。说白了，楼市泡沫与其他资产泡沫一样，是“四万亿刺激政策”惹的祸。因此，管住了货币的水龙头，也就自然而然地驯服了房价。这种看似“功夫在诗外”的策略对抑制楼市泡沫不仅事半功倍，还避免了政府之手直接介入房地产市场所造成的许多新的更棘手的问题。“李克强经济学”还相信，政府在这方面应该直接做的事情是提供保障，这就是李克强不断督促中央部委和各级地方政府加快棚户区改造和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原因。

事实上，具有戏剧性意味的是，尽管新政府大大淡化了楼市调控的调门，但从最近几个月来的趋势来看，持续上涨了10多年中国楼市却正在一步一步不可避免走向它历史上的第一个重大拐点。

最艰难的考验还在后面

    “李克强经济学”从最初提出至今已将近一年，这一年来它的成效究竟如何呢？

    眼下，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谈论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和再平衡。问题在于，这意味着什么？或者说，中国经济究竟失衡在哪里？需要怎么平衡和调整？

    如果要对当前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作一个简单概括的，我们大抵可以这么说：中国经济是典型的投资拉动和出口导向型模式。这是一种要素驱动的难以维系的粗放式增长模式，而且本轮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实践也告诉我们：随着深陷危机中的欧美发达经济体购买力的下降，中国出口型经济模式已经摇摇欲坠。

    从这个意义上看，所谓结构调整和再平衡，就是要从投资拉动和出口导向型朝着以消费为基础并且由服务业引导的更为均衡的经济模式转型；由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的增长模式转变。

因此，目前中国需要进行多方面改革，但其中两项尤其紧迫和重要，那就是提高消费和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放眼世界，目前中国的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世界上所有大经济体中最低的。2011年中国消费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9.1%，远低于美国、英国、日本和德国的71%、64%、59%和57%。2011年中国服务业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3.4%，远低于62%的世界平均水平。同年美国、日本和德国的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76.7%、74.6%和71%，而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等其他金砖国家的比重也达到67.3%，位居全球十大经济体倒数第一。

这两个问题反映出一系列的相关经济和结构性问题。未来几年在这些方面的结构改善尤其迫切。在中国这样一个劳动力丰富的国家，促进服务业的发展尤其具有重要意义。这也就是李克强总理为什么一再强调城镇化是中国经济未来的首要引擎的原因，因为城镇化是扩大就业进而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基础。

    不过，一年来的数据显示，尽管中国政府作出了许多容忍更低增长的努力，但它并未换来太多“再平衡”的实际效果。

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幅从2012年的9.6%降至7%，创200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也低于整体经济增幅。此外，中国去年并没有实现预期的居民家庭消费增长目标。而本文开头就提到的，今年前四个月的数据也显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不仅没有增长，还在继续下降。换句话说，中国经济仍未摆脱旧引擎。

一些人——包括央行副行长兼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认为。收入和消费增幅下降的部分原因可能是，政府对挥霍及非法所得的打击使受访者不愿申报自己的灰色收入，因而是不准确的。但撇开这些难以清晰量化的灰色因素不谈，中国政府之所以能容忍低于8%的经济增速，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放慢经济增速可以使中国经济摆脱对大规模投资的依赖，转而更多地依赖消费。但如果消费者的收入增速不够快，这样的经济再平衡将困难重重。

    今年是十二五规划的最后一年，从目前的总体情况来看，中国完成十二五规划的经济增长目标已无悬念。但所有的指标都显示，在整个十二五期间，中国的结构失衡问题是在加剧、而非缓解。

    有经济学家测算过，要实现一场“伟大的再平衡”，使消费在GDP中的占比在未来10年提高至50%（那仍将意味着中国是世界上消费占比最低的大型经济体），年度消费增幅就必须比GDP增幅高出近4个百分点。那么，如果未来中国能够保持7%左右的GDP年均增幅的话，那就意味着中国必须在连续10年内达到11%以上的年均消费增幅。这在新中国历史上是从未有的，足见其难度和艰巨性。

从这个意义上看，“李克强经济学”的命运取决于其缓慢释放的成效能否为它赢得进一步推动改革的宝贵时间。说到底，如同“安倍经济学”一样，这高度有赖于政治共识。也就是说，能否顶住压力坚持下去。

    而在我看来，目前可能还远远没有到它最艰难的时候。

    写于2014年5月13-14日，发表于2014年5月19日出版的《经济观察报》“观察家”版，略有删节；见报标题：经济结构调整起航（下）；链接：http://www.eeo.com.cn/2014/0516/26065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