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冰按】应老朋友叶矛之约，从今年7月起，我在他担任主编的《投资有道》开设了一个个人专栏，主要分析和讨论一些重大的国际政经热点问题。从今天起，我将会把每月的专栏文章贴在这里。

《投资有道》是一本高端投资理财类月刊，我的另一位朋友顾益宁女士目前担任它的发行人。顾益宁和叶矛正在对它进行改版，希望朋友们多多关注。

5年前的这个时候，欧洲的政治精英们正在为挽救失败的《欧盟宪法》作最后的抗争，今天，他们发现自己不得为了欧元的继续存在而战斗。欧洲未来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一体化的宏伟奋斗目标，已无奈地让位于勉力保住过去业已取得的成果。但现在回头再来看，如果《欧盟宪法》当年得以通过，那么今天多半就不会再有这么严重的主权债务危机。而且，就算它依旧发生了，解决的政治和法律框架也将是现成的，而不会再像现在这么千头万绪、无从着手。

欧盟（EU）和欧元（EURO），即便不是整个人类历史上最了不起的政治成就，也至少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然而现在，不仅欧元遭受到了它问世11年来的最大危机，欧盟本身可能也正经历着它60年历史中最严峻的时刻。

欧洲财长们在5月中旬批准的那项总额高达7500亿欧元（其中包括IMF提供的2500亿欧元）的纾困方案，或许已使深陷主权债务危机的希腊、“欧猪五国”（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和意大利，开头字母连起来缩写为PIIGS）以及更多潜在的欧元区国家(如匈牙利)成功避免了迫在眉睫的流动性危机和违约危机。但正如德国总理默克尔指出的，如此代价高昂的救助计划，仅仅是为解决欧元区的根本问题换取了一点时间而已。说穿了，这是一个将危机从希腊等国家转移至整个欧元区的冒险的权宜之计——注入流动性丝毫无助于提高危机发生国家的偿付能力，而且极有可能放大本已十分严重的道德风险。

虽然自欧元于1999年元旦诞生之日起就一直有人怀疑其可行性，但没有什么比这次肇始于希腊的主权债务危机更清晰地将它先天的结构性问题暴露无余。根本性的悖论埋藏于欧元区单一货币（自然也造成了统一的货币政策）与成员国独立自主的财政（和财政政策）之间的矛盾之中，这就使得成员国之间不可能有单一国家内普遍存在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和中央与地方的财政隐性担保机制。表面上看起来，财政独立这项国家主权的保留确保了成员国各自为自己买单、谁也不能占谁的便宜，但是，发行货币和制定货币政策这另一项国家主权的让渡却导致了区内任何一个国家在发生危机时无法通过货币贬值来提高竞争力。建立单一货币经济体的目的是希望通过联合来提高欧元区在世界经济版图中的竞争力和影响力，用中国古话来说，就是指望能够“一荣俱荣”，但却又不想承受“一损俱损”的风险，这种制度设计在逻辑上原本就是矛盾的。当年由戈登·布朗主导的英国财政部和英格兰银行正是因为预判到这种内在矛盾可能引发的巨大混乱而明智地决定不加入欧元区的。更要命的是，欧元区在设计上没有原则清晰并可操作的退出机制。

此外，重要性稍微低一点的另一个问题是，欧元区内部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非常不平衡，这也为单一货币的成功增添了难度。有人用一句话形象地描述：西北欧富，东南欧穷；西北欧在生产，东南欧在消费；西北欧在出口，东南欧在进口；西北欧在储蓄，东南欧在借钱；西北欧在勤奋工作，东南欧在享受生活……

因此，欧元眼下正处于危险的十字路口。如果不能善用这一、两年时间达成重大的改革，欧元和欧盟的未来将会十分暗淡。要么，欧元区走向更大程度的一体化，而其中最重要的是财政统一。这个目标也许在可以预期的短时间内还难以全面实现，但至少，德国所坚持的严肃各国财政纪律、强化欧盟在这个问题上对各国的约束力，是必须做到的。若继续停留在目前的制度层面，那么欧元走向解体就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不再只是一种危言耸听的可能性。

在本专栏的下一期，我将进一步探讨欧元区改革的复杂性和前景。

写于2010年7月18日，发表于《投资有道》2010年8月期我的个人专栏，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