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一代伟人邓小平所留下的丰厚政治遗产中最重要的，毫无疑问就是改革开放本身。但在纪念这位伟人诞辰110周年的今天，我们却格外有必要思索和追问“何为改革开放之真义”这个看似常识性的问题，因为这对于当下及未来的中国有着极为重大的现实意义。

    相对而言，“开放”不是一个太容易产生歧义的概念，但“改革”却不然。如果我们将所有对现状（现行体制）的改变都视作“改革”的话，那么这个词就会变得毫无意义，也背离了邓小平的初衷。实际上，35年多前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政策时，当时人们对什么是“改革”、什么是“开放”，有着非常清晰的定义和高度的共识。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也许正是由于35年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得“改革”这个概念本身在不少人——包括各级决策者——心目中的定义正日益模糊，并不时遭到曲解。在一些地方和一些部门，经常可以见到打着改革旗号的反改革举措，令人颇感担忧。

    邓小平不是一个理论家，大胆求实是他最优秀的品质，因此，即便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也没有专门就“何为改革”下过一个科学、全面的定义。而就20世纪70年代末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也的确是没有必要的，因为饱受极左路线之苦的绝大多数中国人能够非常容易地辨认且同意邓小平指出的那条道路，并不需要他作出更多解释。但今天的语境同35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我们社会中相当多的人对过去的极左路线已经不再有切肤之痛，甚而因为对现实的不满而对过往岁月萌生出一些虚妄的想象和怀旧时，重新厘清什么是真正的“改革”就显得异常有必要。

    这项工作要求我们回归邓小平。虽然他并未理论化、系统性地阐述过自己心目中何为改革，但从他大量的言论和实践中，我们还是能够比较完整地梳理出一个比较完整的准确的改革概念的。

    概括地说，邓小平发起的这场改革，就是要全面改变从来自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以及与之相匹配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改变一切由国家大包大揽的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不合理旧制度，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自主性和积极性，让老百姓自由地追寻和创造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当然，财富生产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邓小平还相信，只有老百姓能够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时，国家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富强。

    而要实现这个目标，纵向的“放权”与横向的“分权”就是改革所必须经历的制度调整。邓小平曾不止一次地呼吁各级干部群众在改革中“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大胆试、大胆闯”……但假如所有（或绝大部分）决策权都集中在最高层，这如何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收权和集权的做法本质都是反改革的，即便它们大多打着“深化改革”的旗号。

    虽然邓小平被称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但这绝不意味着这场伟大的改革从一开始便是他在中南海的办公室里画好图纸、下发给全国人民去执行的。我们甚至还可以说，这位“总设计师”几乎没有“设计”过任何一项具体的改革举措。换句话说，改革不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设计—执行—反馈”的机械过程；相反，改革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试验—总结—推广”的能动过程。邓小平曾说，“中国改革的发明权属于中国农民”，这充分表露了他自己内心中对这场改革的性质的清醒认识。改革的根本动力和创造力来自基层民众，作为“总设计师”，邓小平是一个耐心的观察者、大胆的推广者和沉着的掌舵人，他将局部民间迸发出来的改革创新加以总结、提升后推到更广的面上，调整国家制度政策对这些创新给予保驾护航；同时，他牢牢把握着改革的方向，让改革对社会所造成的冲击始终保持在可控程度。

“摸着石头过河”这句名言清楚地告诉我们，邓小平事先并不知道如何才能渡过河去，他只是提供了基本行动指南。但即便如此，他自己其实仍然不知道哪块石头能够帮助我们过河。归根结低，改革是无数基层人民群众凭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发挥个自聪明才智的探索和试错过程。当一个个默默无闻的渺小行动主体的冒险尝试和辛勤劳动收获了成功、赢得了回报，整个国家的改革大业也就顺理成章地取得了突破。是人民的成功成就了国家的成功，而非相反。

当然，这么说绝不是要否定或淡化邓小平的丰功伟绩。改革的基本动力、创造力和智慧的确来自基层民间，但这些局部、分散的突破和努力汇聚到一起，在更广的范围和更高的层面却并不一定能够自然而然地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引领全局性的突破和提升。而在这个更高的层次上，明智的决策者、杰出的政治家拥有广阔的用武之地，邓小平就是历史在这个重要转折点上赋予中国人民的一位卓越向导。

在改革的道路上，邓小平并不总是知道下一步改从哪里开始、如何开始，但在他的视野中，这条道路的方向自始至终是清晰的。而且，我们还能从他的言谈和报告中看到，随着改革的日益深入，邓小平心目中中国改革的最终目标也日益清晰：建立自由竞争和开放型的市场经济体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民主法治的政治体制。

邓小平一再强调，“改革”与“开放”是密不可分的。今天那些对所谓“中国模式”自信满满的人士可能会认为，这是因为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急需要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的缘故。对他们而言，“开放”的使命到现阶段已经完成。但邓小平绝不会这么认为，他清醒地认识到，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仅仅是最表面的东西。邓小平曾多次明确指出，中国要全方位地学习外来的先进科学技术、管理模式，乃至整个制度体系。至于中国学习的主要“老师”，邓小平也说得一点都不含糊，就是美国、西欧、日本等西方国家。对外开放，某种程度上为中国改革确立了一个坐标体系。它从另一个侧面使改革的目标更为清晰可辨：跟上并融入当今世界最先进文明的脚步。

我不认为，30多年过后，上述这些教诲已经过时。

写于2014年8月18-19日，发表于2014年8月20日《南方都市报》专栏，略有删节；见报标题：纪念小平，思索和追问改革开放的真义；链接：http://epaper.oeeee.com/A/html/2014-08/20/content_214893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