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先前有英国报纸以头版大幅标题刊登文章，称苏格兰独立公投是将近一个世纪前爱尔兰脱离联合王国（1921年）以来英国面临的最严重的国内危机，但如今回头再看，9月18日的这场公投更像是一场肆意宣泄情绪的政治狂欢节。

相信不少苏格兰人是在18日当天前往投票站的路上才第一次严肃认真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独立究竟对苏格兰有什么好处？

这个问题，是领导苏格兰独立运动的现任苏格兰自治政府首席大臣、苏格兰民族党(Scottish Nationalist Party，简称SNP)领袖亚历克斯·萨尔蒙德（Alex Salmond）一直以来试图用充满感情色彩的豪言壮语加以搪塞的难题。但不管萨尔蒙德多么精于操控议题，SNP多么善于宣传组织，44.7%对55.3%的明显劣势显示，他们这一代人的苏独梦终于还是在这道难以跨越的现实障碍面前破碎。

但与威廉·华莱士（William Wallace）这样手持沉重双刃剑的先辈相比，公众场合很少穿苏格兰短裙亮相的萨尔蒙德无疑是这一长串前赴后继的勇士中最成功的一位。在他的激励和带领下，这个300年来薪火相传的梦想几乎成真！

    在现在的英国，苏格兰地区并不以政治热情高涨著称，一般选举的投票率普遍低于50%。但这次显然不同，共有428万人登记投票，占选民总数的97%，创下历史纪录；最终的投票率达到84.6%，英国上一次录得这么高的投票率还要追溯到1910年大选。由于长期的政治冷漠，加上这次公投将年龄门槛从18岁下调到16岁，这是很多苏格兰人平生第一次投票。它也充分印证了这场后现代政治嘉年华的魔力。

    输掉了独立选战的萨尔蒙德和SNP——最新的消息说，萨尔蒙德已经辞去苏格兰首席大臣一职，并表示将不再担任SNP领导人——暂时还没有时间自我疗伤或重整旗鼓，他们要马不停蹄地参与同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政府的谈判，促成其尽早且最大程度地兑现向苏格兰下放更多税务和福利方面权力的承诺。对大多数支持SNP的苏格兰民众来说，这原本就是比独立更好的选项。

一．

在一些赞成独立的苏格兰选民——尤其是年轻的苏格兰选民——的看来，英国中央政府是英格兰人的政府，对苏格兰历来毫不重视，不值得苏格兰人信任。他们能够举出的很有说服力的例子是，苏格兰人口占英国人口的比例超过8%，但在英国国会中的议席却不到4%，这不公平。

更多的苏格兰“独派“则倾向于以意识形态来界定爱丁堡与伦敦之间不可调和的差异。他们认为，苏格兰人普遍支持左翼政策，强调社会正义，希望更公平地分配财富，但近30年弥漫在伦敦的政治空气却越来越向右转。最典型的例子是，苏格兰人想保住英国过去的全民医疗保险（NHS），而伦敦想对医疗实行私有化。

“铁娘子”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首相时代强行推行的人头税改革，让传统上托利党（Tory party，保守党的旧时别称）占据绝对优势的苏格兰几乎永远地抛弃了它——本届英国国会下议院中来自苏格兰的保守党议员只有一个，而工党议员则有41个。独立阵营在本次公投中打出的最简洁有力的宣称口号是：“独立=永远不再有保守党政府”。

许多现代苏格兰人并不想被贴上民族主义者的标签，他们也并不憎恨英格兰人，但他们想要打造一个更接近斯堪的纳维亚福利国家的政治模式，而非“赢家通吃“的盎格鲁-撒克逊式资本主义。按照热心支持独立的前“朋克教母”、现今的著名时尚设计师、73岁的薇薇安·威斯特伍德(Vivienne Westwood)的说法，她不相信英格兰还留存有民主，苏格兰则“可以成为未来希望和发展的一个模板。在那里，我们可以有人的民主，而不是一切都以利益、商业和破坏为目的。”

    还有一些人内心或至少潜意识里怀有高地人（Highlander）根深蒂固的优越感——这不仅在苏格兰人身上表现十分明显，英格兰北部人那里也不少。从很大程度上看，苏格兰人的自豪感的确是有道理的，他们在思想文化、科学技术和国家管理等各个领域对联合王国的贡献远远超过了其占英国的人口比例。我在本文的上篇（《全球化时代的新型民族主义——评苏格兰独立公投（上）》，见 2014年9月15日出版的《经济观察报》“观察家版”）中已经提到过启蒙运动时代的几位苏格兰伟人，当时的爱丁堡被称为“北方雅典”，而格拉斯哥则一度被誉为“大英帝国第二大城市”。

苏格兰人看不起英格兰人、特别是南部人，但又感觉自己不得不受制于伦敦，因而心怀不满。随着大英帝国的分崩离析，加之不列颠岛北部工业地区经历的痛苦的经济转型，特别是北海油田的发现与开采，苏格兰人现在越来越想要摆脱伦敦。尤其是年轻一代，他们渴望变化，希望苏格兰变得更有生机和活力……

    凭心而论，这些情绪和诉求都有很充分的原因或合理性。然而，独派依然不能在逻辑上证明，为何苏格兰只有独立才能实现上述诉求？在统派乃至大多数态度中立的外人看来，情况恰恰相反，身处一个强大的联合王国之中可能更加有助于实现它们。

    首先，苏格兰人向来自诩，苏格兰出口最多的除了威士忌就是政治家了。英国工党内部涌现过无数来自苏格兰的政治领袖，其中包括上两任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戈登•布朗(Gordon Brown)以及前财政大臣、这次公投中的反苏独联合阵线“Better together”的领导人阿利斯泰尔·达林(Alistair Darling)。如果说这些曾经把持威斯敏斯特宫的苏格兰精英并未表现得在政策上偏向自己的故乡，也许是客观的，但认为他们一到伦敦就会毫无例外地将苏格兰的利益出卖给英格兰，恐怕是谁都不会相信的鬼话。之外，自1999年的政治改革以后，苏格兰的半自治议会对于地方事务已拥有极大的权力。

    因此，骄傲的苏格兰人若想要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正确的途径是：进，则利用自己的政治人才优势改变伦敦和整个英国的政治空气；退，则在苏格兰地方政治中保持独立自主。至少后者是基本可以做到的，苏格兰也的确是这么做的——例如，它迄今仍实行完全免费的医疗保险制度，英国中央政府并未干涉过。

    事实上，意识形态的左和右可能与某些民族特性不无关系，但历史地看，更多地是受时代思潮和人为努力的影响。正像卡梅伦劝说苏格兰人的肺腑之言：“如果你不喜欢我，我不会永远从政。如果你不喜欢这个政府，这个政府不会永远执政……”苏格兰人过去不是没有投票支持过保守党，即便脱离了英国，未来也不见得永远不会再重新倾向于古典资本主义理念——不要忘记，发明自由市场理论的第一人亚当·斯密（Adam Smith）正是一个苏格兰人。

    至于一些苏格兰人执拗地认为的“脱离英国能够帮助苏格兰更好地融入世界”，更是一个一点也站不住脚的幻想。在今日英国的民主宪政框架内，无论苏格兰人民和它的自治政府想要如何向世界推广宣传自己的民族文化或与世界达成什么商贸交易，有可能从英国中央政府那里得到的都只会是扶持，而不是打压。在今日苏格兰乃至苏格兰之外的英国其他地方，说盖尔语（Gaelic）、穿格子短裙都不会遭到任何禁止或歧视，甚至连曾经在历史上引发无数争端的象征苏格兰民族尊严的“命运之石”(Stone of Destiny，亦称“斯昆石”（Stone of Scone）或“加冕石”)也已回归爱丁堡……

找不出任何例子可以说明，英国身份抑制了苏格兰民族特性的充分发挥。相反，很可能正因为有了英国这个强大的平台和后盾，这些苏格兰特性才得以更广泛地为世人所知、进而得到更充分的发扬。试想一下，如果没有了BBC的推送，世界各地的人们以后看到的关于苏格兰的新闻报道和文化节目将会更多还是更少？

二．

    9月19日公投结果揭晓后，英镑汇率和伦敦金融时报100指数(FTSE 100)应声上扬，而几家总部位于苏格兰的大型金融机构——像苏格兰皇家银行(RBS)、劳埃德银行(Lloyds)和标准人寿(Standard Life)等——的股价更是大幅上涨。消息还带动全球股市全面上涨，标准普尔和道琼斯指数均创下历史新高。而在两周前的9月8日，当YouGov民调显示支持苏格兰独立的选民人数首次领先于反对者的结果经《星期日泰晤士报》公布后，英镑兑美元和欧元曾创下一年多来的最大单日跌幅。

对于今日世界中的任何一个重大事件，没有谁的反应会比市场更加敏锐。9月18日之前一周多，许多业务涉及苏格兰或英国的交易商几乎是全天24小时关注着这场政治嘉年华。现在，他们终于松了一口气。

虽然不像政治家那样喜欢和善于公开表达，但绝大多数英国商界领袖对于苏格兰独立的担忧实际上更胜于前者。当然，他们关心的重点主要在于：政治上的不确定性会影响到市场以及自身的经营活动。据说，一家苏格兰大银行的掌门人私下对当地人谈到未来有可能将总部搬迁到英格兰的计划时说：“别往心里去，这纯粹是商业问题……我们不能冒这个险。”

    今年以来，一批大公司的领导人，如维珍（Virgin）航空创始人理查德•布兰森爵士(Sir Richard Branson)、英国石油公司(BP)CEO戴德立(Bob Dudley)、皇家壳牌公司(Royal Dutch Shell) CEO范伯登(Ben van Beurden)，以及英国电信集团(BT Group)、巴克莱(Barclays)、标准人寿公司等公司的负责人，都先后就英国分裂的危害发出警告。而国际投行美国高盛、法国兴业银行，评级机构标准普尔、惠誉以及国际机构IMF都称苏格兰独立将造成严重经济后果，不仅对苏格兰，对整个英国也是如此。

    包括苏格兰皇家银行、劳埃德银行集团、标准人寿、克莱德斯戴尔银行(Clydesdale Bank)、TSB银行和乐购银行(Tesco Bank)、荷兰全球人寿英国公司(Aegon UK)等在内的众多金融业巨头都扬言，一旦苏格兰独立，它们将把总部从苏格兰迁往英格兰。

实际上，这种“用脚投票”早在9月18日之前就已经开始。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英国总计共有2060亿美元的资金净流出，而去年全年，英国共有630亿美元的资金净流入。今年8月，共有270亿美元资金从英国流出，呈现加速状态。美银美林9月上旬的一项调查结果称，一向是吸引外资最多国家之一的英国今年成为最不受全球资产管理人欢迎的市场，受访者中有30%称自己已经或将要减持英国证券资产。为防备不测，苏格兰地区的一些企业和消费者甚至已经开始把银行存款转移至英格兰。

一个多世纪前，苏格兰金融家罗伯特·弗莱明（Robert Fleming）发明了共同基金，如今英国投资信托业资金仍有五分之一位于苏格兰。但这个总市值近200亿英镑的苏格兰信托业现在也因为苏格兰的独立而岌岌可危，有可能随之一同没落的还有苏格兰在英国仅次于伦敦的金融中心地位。

    可以说，乐观的萨尔蒙德和SNP所承诺的苏格兰独立的好处，几乎每一件都只是不能确定的潜在可能性，而且其中一厢情愿的成分很大。而分裂对于苏格兰和英国的高昂代价和风险却是实实在在的：它将不见得会提升爱丁堡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却肯定会降低伦敦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的确，如果苏格兰人愿意认真倾听一下世界的声音的话，他们会发现，除了那些渴望独立而不得的地区和民族——包括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人、印控克什米尔人以及散布于土耳其、伊拉克和伊朗的库尔德人等以外，从布鲁塞尔到华盛顿，从北京到新德里，很少有人会说独立对苏格兰、英国或世界有任何好处。

    2013年11月，中国政府在北京热情地接待了怀揣优质威士忌、第三次来访的苏格兰首席大臣萨尔蒙德，但半年后的2014年6月，中国总理李克强访问英国时在一个记者会上被问及对苏格兰独立的看法时明确地说：“我们欢迎一个强大、繁荣和统一的联合王国。”

在此之前，教皇方济各一世(Pope Francis)告诫，通过分裂来实现国家独立是一种“肢解”；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表示，如果公投支持独立，将是“双方的损失”；身为英联邦成员的澳大利亚总理托尼·阿博特（Tony Abbott）说，正义和自由的友人不会愿意看到联合王国的瓦解。

眼看公投临近，世界各地的领导人们纷纷表态：西班牙总理马里亚诺•拉霍伊（Mariano Rajoy）将加泰罗尼亚和苏格兰的独立公投形容为“欧洲精神水面下的鱼雷”；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cois Hollande)称，这次公投对欧洲和对英国一样具有决定性影响，“在建设欧洲半个世纪后，我们面临着进入解体期的风险”；印度新外长斯瓦拉吉（Sushma Swaraj）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毫无遮拦地说道：“英国分裂？上帝不会允许！”

    在英国最重要的伙伴和盟友的美国，苏格兰独立的声音也得不到任何正面响应。曾先后担任美国副国务卿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行长的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 说，“我强烈预期，独立到头来对苏格兰人也没有什么好处。”老资格的共和党参议员、2008年总统候选人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说，“我看不出它（苏格兰独立）怎么可能是有益的。”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说，独立的经济后果“对苏格兰将出奇负面，超过……目前所表达的程度”。

白宫发言人乔希•欧内斯特(Josh Earnest)的公开表达是：“英国保持强大、有活力和统一符合我们的利益。”但奥巴马政府一名高级官员私下里说：“那是我们的噩梦——苏格兰独立，接着英国退出欧盟。”

    对于这些来自内部和外部的警告，萨尔蒙德一概用“危言耸听“这个词来回应。在独立派看来，一旦苏格兰正式独立了，这个现实主义的世界会立刻改变态度，接纳自己。这种想法也许不无道理，奥巴马和李克强虽然都表示希望英国保持统一，但末了也都没有忘记加一句：我们当然会尊重苏格兰人民的选择。

但这种想法忽略了这个现实主义世界的另一面；它将使得苏格兰作为一个小国独自面对危机四伏的未来——300年前，正是因为无力独自应对这种风险，苏格兰才与英格兰联合成为一个国家的，而今天的国际政治、军事、经济局势远比50年或30年前更加充满不测的风险……

    就拿独立后苏格兰的军事和经济安全来说，即将离任的两位重要领导人北约(Nato)秘书长安德斯•福格•拉斯穆森(Anders Fogh Rasmussen)和欧盟委员会主席若泽·曼努埃尔·巴罗佐(José Manuel Barroso)都已经明确提醒苏格兰，加入北约和欧盟不是它自认为的那么容易。另一位正宗的苏格兰人、英国前国防大臣、北约前秘书长乔治·罗伯逊勋爵（Lord George Robertson）警告说：世界上的“黑暗势力”将乐见英国分裂。

三．

    因此，现代苏格兰独立运动是一个早已过时的古老信念在新的历史阶段被新的形势——帝国解体、撒切尔夫人开启的私有化改革和北海油田的发现等——重新激活以后的奇怪产物。

       但不管怎样，即便联合王国依靠“沉默”的苏格兰选民击退了一场空前挑战，保住了国家免于分裂，但英国也已经是个与过去不同的国家。正像萨尔蒙德在承认独立失败后的公开讲话中说的，“我们在政治上不会再回到从前的模式……”

    统一派也是这么认为的，英国副首相、自由民主党党魁尼克·克莱格（“Nick” Clegg）在公投结果公布后第一时间便承诺进行宪法改革。“这次公投不仅标志著作为英国一部分的苏格兰翻开新篇章，也说明英国需要进行更广泛的宪法改革。”

    按照英国政府和苏格兰地方政府的约定，这次公投后，苏格兰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内将不再提出独立公决问题。这不仅让卡梅伦逃脱了“千古罪人”的命运，也将令未来的多任首相可以不必再承受这个棘手问题的煎熬。然而，既然300年时间都没有泯灭苏格兰人的独立愿望，那么一次公投显然不意味着问题已经得到一劳永逸的解决。如果未来不能在重塑英格兰与苏格兰关系方面做得更好，联盟很难长久维系——不愿意离婚的夫妻不一定过得很好。

更重要的是，这次来之不易的公投不仅在激发了苏格兰半个多世纪以来不曾有过的政治热情，也唤起了全体英国人民的畅想。

    如果说卡梅伦在同意和应对苏格兰独立公投的过程中表现得漫不经心以至于备受诟病的话，他在最后关头的真情实意却赢得了全世界的掌声。他说，自己已听到了苏格兰人的声音。现在，他也要倾听英格兰人的声音。在公投结果揭晓后的全国讲话中，卡梅伦表示，他保证很快兑现承诺，但在苏格兰获得新权力的同时，整个联合王国还应该在宪制上达成一新的项协议，赋予威尔士、北爱尔兰……当然还有英格兰以更多的自治权。“我们将有一个更公平的体系：不但对苏格兰人民更公平，重要的是，将对英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人民也同样公平。”与此同时，像伦敦这样的大城市也将获得更多的授权。

    卡梅伦还特意提到，困扰英格兰多年而不能决的“西洛锡安问题”(the West Lothian question)——即英格兰以外地区是否有权对英格兰事务投票——需要得到一个决定性的答案，预计这些改革将在他所属的保守党内部引发激烈的政治纷争。

近来我在中国媒体和互联网上读到的关于本次苏格兰公投的评论，除了那些从阴暗角落里发出的愤青的幸灾乐祸和咒骂外，几乎是一边倒的赞美之辞。评论者大多聚焦于这样一个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地方都会是异常敏感的问题能够以如此民主、和平的方式得到处理，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且蕴含着重要的现实启发意义。

不过我还是想说，这是一种典型的来自第三世界的直觉反应。检视这场历时将近两年的独立公投的全过程，英国其他地方对它表现出来的冷漠是相当令人沮丧的。相对于充满活力的“独立苏格兰(Yes Scotland)”，主张统一的“在一起更好(Better Together)”运动简直就是在例行公事，既缺乏激情，又组织无方。近年来一直居住在爱丁堡的英格兰女作家、《哈利波特》的作者J.K.罗琳（J.K. Rowling）曾捐款100万英镑资助统一运动，她也被一些激进的独立派人士辱骂为“叛徒”。但相比之下，“Yes Scotland”的资金要充裕得多，一些支持独立的普通苏格兰民众甚至会把中了彩票的奖金捐助给它。

你或许可以说英国人的性格就是这样，也可以将这种无动于衷赞许为民主社会里公民的理性和节制，但如果萨尔蒙德和他的拥趸真的赢了，那么这个国家及其人民就不得不为自己的不负责任付出沉重的代价。就像我在前面的文章里提到过的，一旦苏格兰与英国分道扬镳，英国的损失将丝毫不比苏格兰少。

很难想像苏格兰会与英国心平气和地分手，双方在北海石油权益分配、债务分割和货币联盟等诸多现实问题上不会发生激烈的争吵。这些还都是短期的，两个总体上说和睦地生活在一起300年的民族之间的分手所产生的痛苦和创伤，注定是长期甚至永久性的，由此给双方带来的挫败感和怨恨也许会持续很长时间。

    相形之下，政府的应对倒还算是有条不紊。英国政府先是正视现实，允许苏格兰就独立问题进行公投。就像卡梅伦说的，“我们本可以阻止公投，也可以将其推迟。但这就像其他问题一样，接受重大的决定才是正确的，而不是躲避。”随后又不动声色地作出了不少未雨绸缪。虽然卡梅伦的发言人公开宣称，政府并没有制定旨在应对苏格兰独立的紧急计划，但这多少是特意为了显示卡梅伦对苏格兰人在公投中否决独立抱有必胜的信心。实际上，早在公投之前，英国中央政府的一些相关部门就已经开始为万一苏格兰独立而做了应急预案，其中最操心是财政部、央行和国防部。关于后者，可能会令一些中国人隐隐失望，英国国防部并未打算“不惜一切代价捍卫联合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而是由于英国的核武器和核潜艇基地设在苏格兰，而SNP的独立建国主张中很重要的部分便是无核化，因此国防部要为这些能够毁灭世界的核武器寻找可靠的新家。

    400年前（1603年），因为一位伊莉莎白女王（伊莉莎白一世，Elizabeth I）的去世，英格兰和苏格兰两个国家被置于同一个君主统治之下。400年后，另一位伊莉莎白女王（伊莉莎白二世，Elizabeth Ⅱ）得以在她的有生之年避免经历联盟的分裂。虽然女王没有应允英国政府的请求，向苏格兰人民发表倾向性的讲话，但实际上，从今年8月份开始，这位88岁高龄的联合王国女王兼10多个英联邦国家的元首一直住在王室位于苏格兰巴尔莫勒尔(Balmoral)的行宫，“高度”关注着公投的进程。不知道她的近距离存在对苏格兰选民产生了什么样的心理影响，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在重大危机时刻，拥有悠久历史的君主和王室再一次成为连结国民认同的强大情感纽带。就连以追寻独立为的终身理想的萨尔蒙德和SNP都从未想过要脱离英国君主，他在上月拜谒女王时曾谦卑地说，能够拥有女王这样一位国家元首，是苏格兰人民的荣幸。

然而，公投中的“No”仅仅是帮助这个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化国家、现代政治的发源地暂时躲过了一场劫难而已，现在就断言公投结果已经对“苏独”判处了死刑，恐怕为时尚早。随着有关进一步放权的讨价还价的展开，特别是接下来可能还有关于英国脱离欧盟的公投，新的更加激烈的争论随时都有可能被重新点燃。

    事实上，这已是西方世界的共同病症。在经历了漫长而稳定的民主宪政以后，它们似乎普遍患上了一种“民主疲惫症”——人民不再愿意为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个人利益之外的更为宏大长久的理想和信念而奋战。他们似乎忘记了，今天的和平富足的生活是先辈浴血斗争赢得的，如果没有人愿意捍卫它，它将不会自动存续下去。民众在政治意志上的这种普遍的厌倦、疲态和冷感是逐渐迈入后现代的西方、乃至当代世界的最大危机，只有500万人口的苏格兰诞生了一个愿意为它献身的精明强干的萨尔蒙德，作为更大的共同体，英国和西方却缺乏这样的勇士。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场喧闹一时的苏格兰独立公投应当成为一面镜子，帮助西方民众重新审视身份认同、个体权利与政治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我们也许不得不承认，在西方以外的人们仍然在为争取身份认同和个体权利而重复着西方几百年前的浴血战斗时，西方的钟摆已经摆过头太远了。

    写于2014年9月19-23日，发表于2014年9月29日出版的《经济观察报》“观察家”版；链接：http://www.eeo.com.cn/2014/0927/26699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