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读到两则有关图书出版的新闻，让我这个酷爱读书的人颇为感慨。     第一条新闻说，鉴于“神医张悟本”事件，新闻出版总署表态，将制定养生保健类图书的学术质量和审读标准，书稿经有关专家审读合格后才能出版，不合格图书将被召回、停售。我注意到，报道在严厉批评了“图书市场上养生保健类书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乱象”以后，用了“终于”二字来形容读者对有关部门“大力整治”的热切盼望程度。

另一条新闻说，眼看着书价越来越贵，普通市民、甚至单位阅览室、专业图书馆都越来越买不起书，上海有一位人大代表递交了一份“建议政府出台政策适当降低书价”书面意见，建议有关部门有必要以政策引导、限价规定、适当补贴等方式来进行调整，给出一个指导价，有效引导书市。报道还说，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有关人士在回复时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么做似乎不否合时宜。对此，这位人大代表表示，书籍的价格，涉及到引导、教育、激励、提升国民素质等因素，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只算经济账，而忽略了更宏观的因素。

对于张悟本是不是个骗子以及他的那本闻名遐迩的《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究竟是不是本坏书这些问题，老实说，我从未接触过这个人，也没读过那本书，不敢妄下结论。不过，为了讨论起来方便一点，这里权且假定张悟本的确是个骗子，他的那本书也压根儿就不能教给读者任何养生方面的有益知识——也就是说不应该出版。如此，就应当（和可能）通过更严格的出版审查将他筛除掉？

我不知道那些掌握着一本书能否出版的生死大权的“审读专家”是怎么产生的？想必他们都是些医疗保健领域内德高望重、学富五车的专家。不过，我好象觉得，在张悟本的身份未被揭露出来之前，他也曾被我们一本正经地当成过德高望重、学富五车的养生专家。想到这里，我不由得惊惧不已：万一新闻出版署聘来的那些审读专家在审读时一时不慎、不太负责，或者干脆收受了张悟本之类人的昧心钱……那么，他们敲过图章放行或者“隆重推荐”的书，岂不比未经过“严格审读”的书更容易蒙骗我们读者？造成的危害自然也就更大。

至于上海那位忧心于精神文明的人大代表的意见，我想来想去也觉得不那么对劲儿。书籍的确是人类的精神食粮，是社会进步的阶梯，尤其是对于我这个人，不读书，那还叫人吗！可是，读书再重要，总不能说它比吃饭更重要吧？人几天不吃饭可是要死的！一两个礼拜不读书大概不至于思想就完全停滞了吧？这么说来，粮食价格就比书价更应该由政府直接干预；再想想，人不能不穿衣服赤裸上街、不穿鞋子光脚走路吧？因此，服装、鞋子、棉布、棉花……这些事关国计民生的东西的价格统统都应该政府说了算——怎么能只算经济帐呢？到头来，我们会发现，其实这世界上压根儿就没有一件商品不应该由政府决定价格的！

不用说读者也应该知道，计划经济的逻辑就是这么来的。

再来看看《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这本书是怎么出笼的？据说它背后的推手是号称“中国民间出版第一人”的图书策划人贺雄飞。贺雄飞没有什么政府赋予的行政权力去判定一本书该不该出，他纯粹是根据自己多年积累下来的图书市场嗅觉来决定该不该、怎么样去大力推销（炒作）一本书的。《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的扶摇直上的销量证明，市场认可了贺雄飞的眼光。而市场是什么呢？当然就是这个时代的读者偏好。

也许你可以说，在图书领域，市场与质量之间不能划等号。我对这点深表同意并深有同感——我自己曾出过一本自认为是近年来人文社科领域内罕见佳作的书，可就是卖得不好！但是，我还不至于因此就糊涂到否认市场自由选择，要求出版社（假如我的权力的话）只准出我认可的书，不准出我不喜欢的书的地步。就说这个贺雄飞吧，作为一个读书人，我不会忘记上世纪90年代他策划出版的“草原部落”与“黑马文丛”系列丛书，我正是在那几个丛书里系统地认识朱学勤、秦晖这样的当今一流学者的。读者在图书市场里由通过自由选择产生的畅销书，也许的确不是什么高质量、高品位的东西，但这总比硬塞给他一本他不想读的书要好。

一个地方、一个领域出了什么问题，国人的条件反射就是要“加强管理”；而所谓“加强管理”，无非是设置更高进入门槛、加大管制力度……要做到这些，当然就需要给予相关政府职能部门以更大的权力。在我们这个权力很少受到监督的社会里，这个故事的最终结局会是怎样，想必人人都知道答案。

因此，我总是想要说，假如张悟本的确是个祸国殃民的大骗子的话，他不是管理不够造成的。恰恰相反，多半正是“管”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