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美国政治哲学家列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因其对“古今之争”的重启和对现代性危机的深刻洞见而赢得了“20世纪最具争议的哲人”称号，他的学说也被一些人冠以“政治神学”的独特封号。如同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等一大批20世纪顶尖思想家一样，斯特劳斯也是一位德裔犹太人，因纳粹崛起而被迫远走他乡。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后，随着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们在学术界的纷纷脱颖而出，更由于他们在里根和两位布什总统政府的对外政策塑造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长期以来行事低调而又神秘莫测的斯特劳斯学派（The Straussians）突然变得大红大紫。

斯特劳斯弟子中最杰出的学者、公认的第二代“掌门人”艾伦·布鲁姆（Allan Bloom）曾因《美国精神的封闭》（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巨人与侏儒》（Giants and Dwarfs）等多部学术性畅销书而成为全美学术界和新闻媒体上的明星；斯特劳斯再传弟子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一书则更是在全球范围内引发“洛阳纸贵”的轰动效应；而施特劳斯的另一位弟子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曾担任小布什政府的国防部副部长和世界银行行长之职，被认为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总设计师”……

进入新世纪后，列奥·施特劳斯富有魔力的政治哲学在中国大陆也迅速升温，成为一门显学。记得有一段时间，中国大学的人文社科知识分子差不多是“左手一本哈耶克，右手一本施特劳斯”。

斯特劳斯学派的政治学者在解读和评述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公元前460年至455年间—约公元前400年）笔下的伯罗奔尼撒战争(Peloponnesian War)史时（相关内容在列奥·斯特劳斯和约瑟夫·克罗波西主编的近90万字的二卷本《政治哲学史》【李天然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一书中被置于开篇第一章），提出了一个异常深刻的问题：一个城邦对内的“民主”政体与对外的“帝国主义”扩张是否能够兼容？如果把这个问题放到当今的国际政治背景中来审视，依然具有张力十足的现实感。

对修昔底德的史学巨著《伯罗奔尼撒人和雅典人的战争》的分析和评述之作很多，我之所以对列奥·斯特劳斯的解读特别感兴趣，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这个版本是完全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待这场战争的，而不是历史和经济、文化等其他角度，因而对现实政治的启发更加直接。第二，近年来，列奥·斯特劳斯的“政治哲学/神学”思想在美国的政治实务界声誉日隆，据说，共和党最重要的智囊群中有不少出自斯特劳斯门下，而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美国政坛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右翼保守派意识形态也以斯特劳斯学说为主要理论基础。正是基于上述两点，为了更好地理解当下的国际政治主流叙事，我们就非常有必要重温一下列奥·斯特劳斯对2500年前的希腊世界政治版图的理解。

【上篇】雅典与伯罗奔尼撒战争

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古代希腊世界内部的一场“史无前例的伟大战争”，交战的双方是斯巴达联盟和雅典联盟。根据修昔底德的记载，战争的起因是雅典的日益强大引起了希腊世界的普遍不安，最终迫使斯巴达发动了战争。

如同此前及其后的所有战争一样，战争是以交战双方关于“正义”的辩论为序曲拉开帷幕的。斯巴达人指责雅典发动侵略战争，使整个希腊世界面临威胁，因而是“不义”的。斯巴达人声称自己从事的是解放战争，而这也是当时希腊世界相当普遍的看法，甚至连神都答应支持斯巴达。雅典人则以一种赤裸裸的帝国主义论调为自己辩护，“他们之所以建立和扩张自己帝国，首先是为担心、其次是为荣誉，最后是为利益所迫——他们后来一概称之为‘伟大的事业’的所迫。（同上第8页。）”雅典人甚至公然宣称，“谁有力量就应该统治。这一法则不是我们规定的，也不是我们首先运用的，但我们承认它的存在，并愿意它永远存在。况且，我们之所以运用它，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你们同我们一样强大，你们也会运用它。”（同上第9页，引自修昔底德）在雅典人看来，永恒的、绝对正义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正义就是利益的最大化。他们断言，“正义取决于相互匹敌的国家之间的竞争，强者可以随心所欲，弱者只能服从。”（同上第13页。）

雅典人之所以如此傲慢，除了他们的实力之外，还有一个可能是更为决定性的理由：他们在整个希腊世界里无可匹敌的优越性，尤其是他们作为个人与其他城邦居民相比的优秀品质——他们的高尚智慧、他们对美和崇高的热烈追求，以及他们积极参与政治生活、不计私利地献身于城邦的爱国热情。当然，最让雅典人引以自豪的，毫无疑问是他们的民主政体。这些确实并非雅典人自我吹嘘，就连敌对的城邦也对此作出过中肯的评价，并表示出相当的钦佩。某中意义上可以说，正是“雅典人的正义感——当然只是限定在针对自己城邦内部事务上的——和高尚感促使他们为其帝国辩护，而且他们这样做时并无任何虚伪性”。（同上第18页。）

雅典全方位的优势不仅体现在国内政治方面，也体现在对外政策方面。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第一阶段，雅典是占据上风的。雅典民主的优越性在对待米蒂利尼（希腊城邦之一）的反叛时得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反叛被迅速粉碎后，雅典人起初决定处死该城的全部男性居民，但经过第二次公民大会上的激烈辩论，他们改变了主意，终使米蒂利尼得以保全，这主要归功于一个名叫狄奥多托斯的公民的雄辩劝说。令人感兴趣的是，这次辩论又一次涉及到正义与利益的关系问题。以今天民主政治的运作实践来看，狄奥多托斯的使命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因为他必须以一己之力推翻前一次公民大会业已作出的决定。狄奥多托斯一开始便宣称，他将不考虑正义问题，而只考虑杀死米蒂利尼人是否符合雅典利益的问题。正是因为他的这个基本前提，使得他成功地获得了生性多疑的雅典人的信任，并最终说服公民大会，保全米蒂利尼才是从根本上符合雅典利益的。

这就引出了民主政治的深层结构问题，如同当今所有民主国家的公民一样，“雅典民主政体必然怀疑其发言者的个人动机，而且城邦的利益有时甚至要求这种警惕性……雅典人生性忌妒，如果他们怀疑某个发言者有个人动机（比如狄奥多托斯的反对者所指责的“炫耀个人才能的虚荣心”或“收受敌国贿赂”等。），即使这个发言者的建议显然对城邦最有利，他们也会拒绝这一建议。因此，一个发言者要想朝有利于城邦的方向引导城邦，他就必须克服人们对他的怀疑……狄奥多托斯得出结论说，一个发言者要想提出更好的建议，他甚至必须欺骗大多数人以求得信任，要想有利于城邦而不欺骗它是不可能的。”（同上第25页，引自修昔底德。）“由于这个城邦如此不信任大会的发言者，狄奥多托斯必须尽力赢得信任，因此他就得假装对正义漠不关心，至少要把正义与城邦的利益分别看待。”（同上第26页。）

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以雅典的最终战败而告结局的，战局的转折点则是雅典舰队远征西西里的失败。雅典遭受的这次重创有很多偶然因素，不过根据斯特劳斯学派学者对修昔底德著作的解读，西西里灾难的根源仍然在于城邦内部民主政治与对外武力扩张之间的矛盾。

按照修昔底德的记载，自伟大的伯里克利（Pericles，约公元前495—公元前429）去世后，雅典领导人追逐名誉和利益的个人野心再也难以被这位伟人“富有智慧和公益精神的领导所制约。领导人个人的抱负与公共利益的和谐丧失了。”（同上第19页。）雅典最有才华的将军亚西比德正是出于这种实现个人抱负的野心，说服公民大会同意发动这一战役的。

然而，就在远征军整装待发的时候，发生了赫尔墨斯神像被毁事件。对敬神的雅典人来说，这是一个不祥之兆，“对寡头政治或专制政治的阴谋所持的病态的恐惧心理”促使雅典人认定，亚西比德之所以极力促成西西里战役，是为了扩大个人权力，为将来推行僭主统治作铺垫。为了逃避雅典人民对自己渎神的指控和审判，亚西比德逃亡斯巴达，并向斯巴达人进献了许多良策。可以说，最高指挥官反戈，直接导致了雅典在西西里的失败。

亚西比德被解职后，尼西亚斯成了留在雅典远征军的指挥官，他是一个温和而虔诚的人。尼西亚斯之前曾坚决反对发动西西里战争，但当公民大会决定之后，他只得义无返顾地投身战场。特别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当战事发展已明显不利于雅典时，尼西亚斯非但根本不考虑抓住难得的机会从战场上撤退以求保全军队，反而孤注一掷发动进攻，终至全军覆没。修昔底德指出，由于了解雅典人的性格，尼西亚斯宁愿死在西西里，也不愿班师回国后遭到雅典人的羞辱和责难。斯特劳斯学派学者是如此解读修昔底德笔下的西西里之败的：

当修昔底德谈到尼西亚斯不该遭此不幸时，他说这是因为他献身于“传统美德”，这也就是说，传统美德与一般美德是完全不同的……尼西亚斯完全忠实于传统美德，无论如何，他决不愿做任何有损于其祖国的事情。然而，传统美德是靠不住的东西，因为它来源于愿望，并部分地被这些愿望所引导，而这些愿望除了对传统美德自身的信仰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基础。尼西亚斯忠诚于传统美德的最终目的，是希望确保他的安全或声望。而我们知道，这种对个人安全的盲目愿望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他个人的死亡及其城邦的灾难。（同上第22页。）

在总结雅典帝国主义的内在缺陷时，斯特劳斯学派学者评述道：

如果我们不被蒙蔽了雅典人的冠冕堂皇的词句所蒙蔽，我们早就会认识到，他们的帝国主义从一开始就是有缺陷的、根本不明智的。雅典人及其最优秀的领袖都热衷于缔造伟大而高尚的帝国。不过，既然自视高尚，他们就不能无视他们欲加统治的那些城邦对他们的谴责。因此，他们觉得有必要反驳这些谴责以为其帝国辩护，而他们为自己辩护的方式却是论证他们同所有人一样为自私的本性所驱使，或被迫把自身利益放在首位。另一方面，由于自视高尚，他们就不得不接受与其统治相关而与其利益不符合的某些风险和困难。这样做本应会使他们感到不安，因为按照他们为其帝国辩护的观点，这些附加的风险和困难似乎应该是毫无意义的牺牲。但雅典人又没把它们视为牺牲，而是视为值得付出的代价，因为他们认为与追求帝国相关的所有这些困苦会被永恒荣誉的奖赏所补偿。然而，他们把这一思想搞错了。他们对荣誉或未来前景的“体验”被他们的这样一种信念歪曲了，这一信念就是：荣誉不仅仅是有利的而且是高尚的，也就是说，他们承认自己能够超越纯粹的自私自利并且有时愿意做出牺牲。换句话说，他们没有正视他们为其帝国辩护时的论点，因为这一论点没有给高于自身利益的东西或超出自身利益的优越性留有余地。因此，如果他们认真地接受了这一论点，他们就不会或不以同样的方式为未来的荣誉所动，他们也就不会认为他们追求帝国的艰难困苦会完全地、一劳永逸地被补偿。早在西西里灾难之前，雅典人及其最优秀的领袖就已经被他们对自己以及对自己所渴望的目标的错误理解引入了歧途。（同上第23页。）

【下篇】美国及其发动的对外战争

假使我们把当时希腊世界中的雅典替换成今日全球政治中的美国，并将修昔底德笔下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与美国发动的一系列对外战争（或许也可以包括别的国家或组织发动的反抗美国强权的战争）、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相类比，就能够十分真切地体味斯特劳斯学派政治哲学家的解读对当今世界政治的迫切意义。

难道不是吗？美国在其国内拥有连它的敌人都不得不尊重和敬佩的近乎完善的民主政体，对外则毫无顾忌地大举使用武力，甚至不时绕开联合国和国际法，发动“先发制人”的单边行动；此外，它的人民创造力高涨，对实现自身理想充满乐观精神，且意志坚定……如果把属于斯巴达联盟的科林斯人对雅典人性格的指陈套用在当今的美国人身上，是再贴切不过的：“大胆、足智多谋和热烈的追求，一句话，雅典人的‘天性是既不让自己安宁也不让别人安宁’。”（同上第6页。）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如同今天的美国人一样，雅典人一有机会就要以各种方式宣扬自己的优越，他们的这种大国优越感甚至使他们能够坦率地发表最自私的言论；再来看看当今世界对美国的力量所抱有的普遍的畏惧与仇恨，与当时整个希腊世界对雅典的态度也几乎如出一辙。

在我看来，伯罗奔尼撒战争历史的斯特劳斯学派政治哲学家解读至少提出了三个政治哲学领域中的永恒问题。

首先是国际关系中“普遍正义”与“国家利益”的关系；

我猜想，自诩“高尚”而富有使命感的雅典人在为他们的对外扩张作辩护时之所以不愿意直接高举抽象的“正义”大旗，而是不惜激起其他城邦同仇敌忾的反抗精神露骨地诉诸自身私利，根源在于他们受制于城邦内部的民主政体。洞悉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的人应当知道，在一个民主政体内，试图以推行普适“正义”和“善”的名义发动对外战争是很难获得民选议会首肯的。民主政体之下的公民不会同意政府耗费自己缴纳的大量税金、甚至牺牲自己同胞的生命，去做一件对自身利益毫无益处的事情，纵使那些慷慨激昂的政客把它描绘得多么多么“正义”。这个道理，只要看一下不久前和当今美国国会中关于叙利亚内战以及反对“伊斯兰国”的战争的激辩中的主流意见就能一目了然。

唯一不同的是，美国人至少对外还在不断大唱“自由民主”的高调，而当时的雅典人连这块“遮羞布”都不屑于要。当然，除了雅典的傲慢自大更胜于今日之美国以外，更重要的原因恐怕在于，2500年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情况远不如十年前的伊拉克战争那么复杂——当时的希腊世界几乎全部卷入了战争，非友即敌，不存在自身利益与战事无关的中立派和观望派。而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不要说整个世界，即便是在利益直接相关的西方世界和伊斯兰世界中，直接参与者也是少数，美国不愿意、也没有必要以赤裸裸的“利益观”来冒犯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众多原本就满腹疑惧的阿拉伯国家或穆斯林国家。

非常值得注意的时，修昔底德的著作并没有让读者产生因为雅典的失败、正义得到了伸张的满足感，相反却更加深了读者的悲哀——胜利的斯巴达人变得至少与雅典人一样富有侵略性。后来的事实证明雅典人当初的推测是完全正确的，“斯巴达人对外关系的宗旨是：有利的就是正义的”。（同上第11页。）这一点，是当今那些同情所谓“反美同盟”的善良人士所特别需要正视的。

其次是“正义”的理想与国内民主政治的关系问题；

“民主制度”是雅典赖以傲视整个希腊城邦世界的“灯塔”，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正是雅典的民主政治造就了它在全希腊的优越地位。惟其如此，雅典人将他们所发明和独有的民主视若珍宝，甚至随时愿意为之献出生命。我丝毫不怀疑，今天的美国人民也将自己的民主传统视为最宝贵的财富，并愿意为了捍卫它而献身。至少，美国的主流舆论在这一点上的立场是毫不含糊的。

对个人来说，生命是最宝贵的东西，是最高的“利益”。如果可以为了某一事物而献身，那就必然要承认，有一种比“利益”更高的东西，这就是“正义”。从所谓“传统美德”的角度来看，正义就是城邦（国家）的共同利益。雅典的公民教育不遗余力地宣扬这种爱国热情，伯里克利经常用“高尚”、“美德”这些字眼赞颂阵亡将士，因为他认为他们为城邦献身的精神超越了单纯的自私自利之心。因此，对“正义”理想执着不懈的追求又是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我们看到，在当今美国参众两院的经常性辩论中，与谈论国际事务时不断高谈阔论“美国利益”截然相反，一旦辩论的主题是国内事务，许多显而易见属于“利益”范畴的分歧，也一再地被包装成“正义”与“不义”之间的斗争。

最后是“共同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关系问题。

我深信，这个问题在当今以个人主义价值观为基石的西方民主社会中，应当比在古代雅典更为突出、更为尖锐。所谓“共同利益”应当包括个人利益在内，但雅典人已经认识到，“人们之间的共同利益，或毋宁说利益的一致性，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始终是存在的……在没有利益一致性的情况下，而且一旦了解了这一情况，我们就会被迫追求与他人不同的自身利益；因为真正的正义不能与我们希冀利益的自然力量向悖……而如果我们不承认，我们就会付出昂贵的代价。更进一步说，如果我们根据上述的理由被迫追求我们自己的利益，那么我们也被迫追求我们认为是我们的利益的东西，虽然对什么是我们真实利益的错误判断确实会使我们遭受重大损失。”（同上第14页。）根据斯特劳斯学派学者的解读，那位雄辩的狄奥多托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确实欺骗了雅典公民，他曾明确指出，“利益的至上性实际是别于城邦利益的个人利益的至上性；正如没有比利益更重要的东西一样，对个人来说也不存在重于其自身利益的东西。”（同上第27页。）

实际上，在一个民主的社会内，所谓“共同利益”，不过是比较一致的一个个具体的“个体利益”的临时共同体，一旦条件和情势发生改变，这个“共同利益”就会立刻瓦解。而当新的语境出现之后，昨天还分属两个“利益共同体”的个人完全有可能因为新的“共同利益”而结成新的临时同盟。说得更彻底一点，作为一种绝对的实体，只存在永恒的个体利益而不存在永恒的“共同利益”。这就是为什么说“传统美德是靠不住的东西”的根本原因，西方个人主义价值体系正是建立在对“传统美德靠不住”的深刻认识之上的。正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通过苏格拉底之口所阐述的，民主制度追求的目标是保卫自由，而不是“美德”和“善”。因此，在民主制度之下的所谓“正义”，不过是每个人可以自由地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各种生活方式而免于受到强迫。这种正义观与雅典人时时标榜的“崇高”、“美德”之类是有天壤之别的，它也是古希腊哲学家最为困扰的问题之一。这里顺便提一下，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也正因此而将民主政体视为一种“坏”的政府形式。

从这里，斯特劳斯学派学者把问题引入了他们自己最关心的政治哲学（政治神学）的核心领域。他们是通过改变“利益”这个概念的含义来化解民主社会中“自由”与“美德”的悖论的——

……在伯里克利的葬礼演说中，伯里克利赞扬了雅典人坚定的哲学思考，其意义显然是指不逃避政治生活。他还着重强调积极的或政治的生活比悠闲的生活更为高尚。但伯里克利不了解了雅典人的哲学思考本身的弱点。因为人们，或至少最富才能的人们，恰恰被他们对道德和政治问题的严肃关切驱迫来探究他们最为挚爱的信念的真理性，并最后转向以哲学作为他们的最终利益。（同上第28页。）

【结语】民主与帝国主义

在处理国际事务时以“国家利益”为唯一准绳，而在解决国内问题时奉“普遍正义”为最高原则，这就是当今美国作为一个“民主的帝国”的基本行为伦理，几乎就是2500年前雅典的翻版。

然而，“利益”和“正义”毕竟是存在尖锐矛盾的。对外只讲利益、对内只讲正义的要求，就相当于希望一个人在社会上是十足的自私自利者，一回到家里又立刻变成毫无保留的奉献者。要同时完美扮演截然相反的上述两种角色，除非他是一个好莱坞惊悚电影中的精神分裂“双面人”。更何况有很多事情很难截然分清楚究竟是“对外事务”还是“国内事务”，尤其是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中。

此外，正如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在民主政体中，公民还格外担心持续的对外扩张将不断增强军事部门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话语权，从而潜在地对民主造成损害。而当民主国家领导人对外使用武力以维护国家利益的做法频繁地收到来自选民的不信任票时，这种“双面人”的角色就更加不可能扮演。也许只有像历史上的伯里克利这样集美德、智慧、勇气、、魅力于一身的极少数天才领袖人物才有可能把对外的利益与对内的正义这对矛盾统一起来，达到和谐的平衡。然而，这样的天才领袖历史上是否真的存在过都是一个问题，更不可能指望他会在每隔四年就要闹哄哄地举行一次的总统大选中脱颖而出。

这就是“民主”的帝国主义的内在悖论，它招致了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最后失败，至少在斯特劳斯学派政治哲学家眼里是这样。无疑，它也是并将继续成为困扰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根本性难题。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要么一意扩张帝国而毁掉国内民主，就像1000多年前的罗马；要么放弃对外扩张而保全国内民主，就像近现代的英国。

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古希腊历史上一次意义非凡的事件，它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希腊文明其后的命运。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虽然战争以雅典帝国主义的失败告终，但普遍正义并没有得到伸张。不仅如此，以“专制”的斯巴达强权取代“民主”的雅典强权很可能是所有结果中最坏的一个。洞悉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的雅典民主制与其帝国主义之间的内在悖论，以及战争给整个希腊世界所带来的悲惨结局，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和判断当今世界政治格局及其可能走向是很有裨益的。在这个美国实力看起来正日益衰落的历史转折时刻，尤其如此。

初写于2007年2月3-4日，修改定稿于2014年10月14-15日，发表于2014年10月27日出版的《经济观察报》“观察家”版；链接：http://www.eeo.com.cn/2014/1024/267818.shtml。

分享：

 

 

喜欢

0

赠金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