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期来看，当下受全球性的分离主义思潮影响最大的还是欧洲。有一个叫做“欧洲自由联盟”(European Free Alliance)的组织，由40个代表了欧洲无独立国家的民族(statelss nation)的政党组成。在它位于布鲁塞尔的略显破败的办公室里，一幅纷乱热闹的地图展示出一旦它们全都获得独立后的欧洲会是怎样一副景象。它的主席、自豪的科西嘉人弗朗索瓦·阿方西(François Alfonsi)最近对《纽约时报》记者承认，那样的话的确会有些乱，但“民主就是乱的”。他强调，民族自决“为的是让政策更贴近人民”。

希望从祖国分离出去的地区大多是经济发达地区。例如，加泰罗尼亚与巴斯克的面积加起来占西班牙国土不足8%，人口不到西班牙总人口的20%，但两地的GDP却占到西班牙的25%；比利时说弗拉芒语的佛兰德地区仅占全国面积的1/3，但该国近60%的GDP来自这里；同样，去过意大利的人，都会对包括南蒂罗尔、伦巴第（Lombardy）在内的富庶的北部地区与西西里等南部地区之间的差距留下深刻印象；至于苏格兰人，很显然，他们想要留住北海油气开采的收入……

    这使得那些历史上经常血泪斑斑的统独之争在21世纪突然充满了街头小贩的吆喝声。在刚刚过去的关于苏格兰独立公投的选民争夺战中，鼓吹独立的苏格兰首席大臣、苏格兰民族党(Scottish Nationalist Party，简称SNP)领袖亚历克斯·萨尔蒙德（Alex Salmond）向他的人民承诺，每家将享受到2000英镑的“独立红利”；但联合王国财政部发言人的说法截然相反，投票说“NO”将给每个苏格兰人带来1400英镑的“统一红利”。

    然而，在我看来，若仅仅是为了经济利益，这些地区完全可以通过与中央政府协商来解决，而不必兴师动众地闹独立。无论是英国、西班牙还是比利时，它们都是民主国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毋宁是一种分权关系，前者并不能对后者颐指气使。因此，这些散发着铜臭气的“利益之争”其实只是假象而已，它的背后实则隐藏着一种自我身份定义的炽热而持久的激情。这种身份定义的依据可能是宗教、语言以及任何被认为是“文化”属性的东西，当然，最常见的是民族。说到底，那些苏格兰人并非因为留在英国“吃亏了”才一心想要独立的，而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根本就不是“英国人”，或至少在顺序上首先应该是“苏格兰人”，而非相反。

    在政治上专制独裁的国家，许多本质上的利益分赃往往会被精心包裹在意识形态斗争的话语之中；而在民主国家则正好相反，由于选民长期以来更倾向于以一种个人本位的视角来看待国家政治，因此一些本质上属于意识形态的分歧也不得不被打扮成利益问题，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说动对家国天下情怀充满冷漠的选民。这实在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鲜明对比。

    17世纪中叶因《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he Peace Treaty of Westphalia)的签订而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westphalian system），不仅终结了“30年战争”，消弭了欧洲大地上空的“诸神之争”，更重要的是奠定了以民族国家为基石的现代世界治理体系。

工业革命及其掀起经济腾飞浪潮进一步强化了这一体系，因为神圣罗马帝国（The Holy Roman Empire）时代由将近2000个王国、公国、主教国以及其他大小诸侯组成的支离破碎的中世纪封建欧洲无法适应现代经济的“统一市场”和“大流通”的需要。随着欧洲经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制造业的转型，以荷兰、英国、法国等为代表的现代民族国家相继应运而生，它们用强大的政治纽带和市场力量将宗教、民族、语言等传统的文化认同排挤到了边缘地带。自那以后，现代欧洲的基本政治版图逐渐定型。

进入20世纪，意识形态的斗争取代了旧式的帝国争霸。从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将这种“主义之争”看成是“前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体系”的“诸神之争”的世俗版。但它的结果总体说来却是愈发加强了这一体系：两次世界大战后，无论在铁幕的东边还是西边，各个国家都极大的强化了政治控制。20世纪建立起来的所有全球治理机制——从联合国（UN）到世界贸易组织（WTO），从世界银行（World Bank）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还有所有的国际条约——无一不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这就造成了一种反差强烈的独特的20世纪图景：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之间的资本和商品流通日益无障碍化；另一方面，国家在其国境线内部对其人民的控制也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

    我们至今仍然生活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下。但是，随着冷战的结束、欧洲统一市场的建立以及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这一体系，连同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欧洲版图正在破裂，因为支撑民族国家的那些基本条件正在迅速消失——敌对的邻国、偷渡与走私、革命者与难民……这些早都已经成为过时的词汇。

从这个意义上说，欧洲目前可能正处在一个更为广泛和深刻的长期变化过程之中。它将瓦解这样一种理所当然的观念：政治事务的基本单位必须是主权民族国家。社会层面上已经进入“后现代”的欧洲在政治上却似乎正在逐渐返回到更为古老的“前现代”格局，那些地区性实体以自身独特的宗教、种族、语言和文化传统为认同纽带，并对民族国家充满不信任感、甚至敌意，因为它用政治、军事和经济强权粗暴地吞没了这种文化认同。如今回想起来，这一进程的开端大概可以追述到1993年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天鹅绒分离”。

    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和肇始于2010的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则成为推动这一长期变化提速的催化剂。遍及整个欧洲的财政紧缩政策使得这些主权国家过去承诺的财政转移支付难以兑现、社会福利明显削减……促使那些原本就蠢蠢欲动的地区开始公开将自己的分离主张付诸实施。

    不过，这种分离运动或独立运动的前景并非真的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前的那种相互隔绝的孤立状态。相反，它的视野和抱负可能比这一体系更加国际化。令这个变化成为可能的一个举足轻重的因素恰恰是凌驾于这些主权国家之上的更大的共同体——欧盟。苏格兰在试图脱离伦敦的同时，却在布鲁塞尔、华盛顿和北京开设了办事处，热切地希望拉近与它们的关系。欧盟的存在让苏格兰人和加泰罗尼亚人看到了一个更加美丽的未来：留在一个大的共同市场之内，同时保有自己的大部分财富；借助这个更大的共同体的外部力量，同时自己来解决内部问题……

欧元区经济危机以后欧盟所尝试的改革方向也确实进一步削弱了传统主权国家的地位和吸引力，这正是英国威胁要退出欧盟的理由，也正是苏格兰希望留在欧盟的重要理由。设想中的欧洲财政联盟将使欧元区国家财政预算的终审权从本国议会转移至欧盟，而已在筹划中的欧洲银行业联盟则将传统上国家对银行的监管权中的最重要部分交给了欧盟。本来就对伦敦和马德里横竖看不顺眼的苏格兰人和加泰罗尼亚人也许会想：既然布鲁塞尔（可能还有法兰克福）能决定那么多伦敦和马德里说了不算的事，并提供从基础设施、稳定货币到对外安全的那么多多伦敦和马德里越来越无力提供的庇护，那么为什么不干脆跟伦敦和马德里说再见呢？

但站在欧盟和欧洲各国领导人的立场上来看，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在2012年10月中旬举行的当年度欧盟峰会上，当时的意大利总理马里奥·蒙蒂曾提议专门为评估欧洲的独立倾向召开一次非正式峰会，以期达到降低欧盟27国内部“分离风险”的最终目的。欧洲领导人担心，在蔓延不止的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拷问着欧盟未来的紧要关头，此起彼伏的分裂主义浪潮将会为欧洲的经济危机与政治冲突又添一把柴。

写于2014年10月16-26日，2014年11月3日发表于我的“腾讯·大家”专栏；http://dajia.qq.com/blog/460660007740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