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全世界的新闻媒体来说，正在北京召开的2014年度APEC峰会（ 11月7日至12日）有许多值得关注的亮点，其中包括计划中的习近平与奥巴马之间的会谈以及尚未完全敲定但可能性已经相当大的习近平与安倍晋三之间的会晤，当然还有普京与美、日、澳等西方国家领导人之间不可预期的互动……

但对于中国领导人而言，另一件事情可能是更加具有实际意义和需要重视的，那就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简称亚投行，或AIIB）的正式挂牌成立。

10月24日，中国、印度、新加坡等21个区域内意向创始成员国在北京签署《筹建亚投行备忘录》，据报道，之后各国将启动章程谈判和磋商，预计在2015年内完成章程谈判和签署工作，使这家继金砖银行和金砖应急基金之后最新诞生的跨国金融机构得以在2015年底前投入运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签字仪式后会见创始成员国代表时说，这个新银行“有利于推动完善全球金融治理”。

    据透露，亚投行成立之后的第一个任务将是投身新“新丝绸之路”建设，其中包括一条连通北京和巴格达的铁路——这是习近平主席近来不断倡议的。

一．

根据协议，亚投行的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其规模相当于总部位于马尼拉、拥有1650亿美元资本金的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简称亚行，或ADB)的三分之二。亚投行的初始认缴资本目标为500亿美元左右，实缴资本为认缴资本的20%。它的总部预计将设在北京，首任负责人很可能由10月23日刚宣布辞去中金公司董事长的中国资深银行家金立群担任。

代表中国签约的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表示，目前各意向创始成员国同意将以国内生产总值（GDP）衡量的经济权重作为各国股份分配的基础，因此中国将持有最大股份。但中国在亚投行并不刻意寻求“一股独大”，也不一定非要占到50%的股份，随着亚投行成员的增多，中国的占股比例会相应下降。当然，按照经济权重计算，中国仍将持有最大股份。楼继伟在今年6月就曾表达过类似的意思，当时他说，中国最初的出资比例可以达到50%，但这只是为了表示推动亚投行的决心和诚意，并非中国想要对它“绝对控股”。

    相比于谈判旷日持久的金砖银行，亚投行从酝酿、组织到确定、签约，可谓进展神速。成立这样一家金融机构的最初设想是中国财政部于2013年年初提出的。当年10月初，习近平出访印尼，他在与苏西洛总统会谈时正式提出了这个倡议；一周后，李克强总理在于文莱举行的第16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再提这一倡议。进入2014年，在中国财政部的推动下，亚投行的筹备工作骤然提速。到今年5月初亚行年会于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召开之际，一个由16个创始国参与的亚投行磋商会议就在年会会场附近召开。

    比较引人注目的是，日本、澳大利亚、韩国和印尼四个亚太地区的经济大国的代表缺席了10月24日的签约仪式，这使得这家雄心勃勃的地区性机构未来所具有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在人们心目中打了不少折扣。印尼是东盟(ASEAN)所有成员国中唯一的缺席者，而中国领导人正是在访问该国时首次倡议成立AIIB的。

    据日本政府有关人士说，日本从未被邀请过参与亚投行的筹备，而日本这一方也并不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但同时又感觉到完全不参与似乎也是很不利的；澳大利亚财政部在《备忘录》签署当天表示，澳大利亚尚未决定是否加入；韩国财政部长崔炅焕则说，首尔方面愿意在一定条件下参与亚投行，比如亚投行承诺在项目环境影响等问题上达到国际标准；印尼的理由是，其新政府上任不久，尚来不及考虑北京的提议。

    虽说四国对外宣称的原因各异，态度也各有微妙的不同之处，但它们背后都有一个重要的影子——美国的反对。此前，华盛顿曾明确表示对中国的这项提议并不欣赏，并以出人意料的决心游说各国不要参与。

    在AIIB筹建之初，为了迅速扩大影响力，中国向很多国家发出邀请。根据韩国官员当时的说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7月到访时曾向朴槿惠总统正式邀请韩国加入这家银行。当时，多个欧洲国家，以及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和韩国都表示出了兴趣，这项计划还赢得了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等几个中东产油富国的支持。

但美国一直敦促其盟友拒绝中国的倡议，理由是美国政府已得出结论，这家新银行将不会满足世行和亚行遵循的环境标准、采购要求及其他一些保障措施。美国曾在去年宣布，出于对全球变暖的考虑，将反对亚行资助火电厂；今年初它又称，如果亚行的水坝建设项目会让民众搬离家园的话，就不会予以支持。美国财政部还以罕见的直露态度批评AIIB是削弱世行和亚行的故意之举，并认为它是中国用来拉拢东南亚国家的一个政治工具，是通过经济利益承诺在担忧其领土主张的邻国间提升自身形象的一种软实力攻势。

看得出来，美国的外交施压还是相当奏效的。惟有新加坡是个例外，它表示自己想要从内部对这家银行产生影响，而不想做一个旁观的批评者。

不同于已经成立或正在筹办中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等多边金融合作机构，对于新生的亚投行，中国不仅是积极的倡议者，还毫不掩饰自己的主导地位。因此国际舆论评价说，这是中国展示独立意志和金融力量的一次积极外交行动。

二．

一般认为，亚投行的直接挑战对象是已有48年历史的亚洲开发银行，当然也是中国扩大在亚太地区影响力的步骤之一。实际上，目前牵头筹备亚投行的负责人金立群不仅曾担任中国财政部副部长，还在亚行担任过副行长一职，可以说对亚行的运作模式相当熟悉。

    多年来，中国将自己视为新兴经济体的代言人，为了在世界银行（World Bank）、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及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国际组织获得更多话语权付出了诸多努力，但收效甚微。这使得北京对于西方主导现有多边机构日益失望，金砖银行等机构都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主要新兴经济体在被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战后国际金融秩序之外另起炉灶的尝试，亚洲开发银行也是这个体系中的一部分。长期以来，IMF和世行的负责人由欧美把持、亚行的领导人由日本人担任，是也一直是一个不成文的约定。鉴于近年来中日之间的敌意日渐加深，经济总规模已经取代日本、跃居世界第二的中国试图绕过深受日本影响的亚行而另搞一套，完全在逻辑之中。

亚洲开发银行成立于1966年，美国与日本同为它的最早成员国和最大股东。目前，美、日两国在亚行出资各占15.65％份额，各自拥有12.82%投票权。随着亚洲太平洋地区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增长主要引擎之一，亚行的重要性也愈发引起外界关注。中国1986年才加入亚行，目前是它的第三大出资国，出资份额占6.46%，投票权重为5.47%，均不及美、日两国的一半，这与中国全球GDP总量第二和外汇储备第一的地位很不相称。

另一方面，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仍然是亚行最大的借贷国之一。2011年，中国接收了亚行260亿美元的贷款支持，是亚行成员国中仅次于印度的第二大借款国和最大的私营部门融资客户。

    2013年初，“安倍经济学”的强烈支持者、当时的亚行行长黑田东彦被提名为日本央行总裁，使得亚行行长一职在任期尚未届满时便出现空缺。尽管对这一职位垄断多年，但日本政府仍非常担心中国趁机抢夺这一重要位置，并做出许多外交努力来确保它仍由日本人掌控。亚行共有67个成员，按照其内部章程，行长候选人必须赢得超过50%的成员国的联合表决权，而日本、美国、欧元区国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西方国家拥有的表决权加起来达到50.6%。

    后因国内意见不一致，加之此次亚行换届正好在中国“两会”召开之际，恰逢新旧政府交接班的关键时期，中国最高层可能也很难及时暇顾，中国放弃了放弃了参与竞争亚行行长的机会。日本财务省负责国际事务的次官中尾武彦顺利当选这一职务——这是亚行成立迄今的第八位行长，他们无一例外都是日本人。差不多与此同时，金砖五国正式对外宣布决定成立金砖开发银行和金砖稳定基金，这也显示了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兴趣点另在他处。

但国内也有观点认为，以中国高达近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和超过100万亿元人民币的储蓄余额，增加对亚行的出资毫无困难。关键还在于中国对自己在国际事务的话语权、在亚洲金融开发方面可以扮演的积极角色要有战略上的认识。而且，在中日政治争端加剧的情况下，中国积极参与亚行的治理，或许也可以成为缓和两国关系、进而加强国际合作的契机。

    从日本的角度来看，它一直宣称从未坚持过亚行行长必须由日本人来担任。但鉴于日本对亚行创建以及二战后对亚洲经济的贡献度，以及日本金融人才在亚洲所具有的显著优势，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事实上，这同美欧对把持世行与IMF的说辞如出一辙。

    在亚投行正式筹备的大半年时间里，亚行和世行对它的态度也发生了耐人寻味的显著变化。今年早些时候，亚行行长中尾武彦和世行行长金墉先后都公开表达过愿意于亚投行合作的态度。但到上周相关《备忘录》在北京正式签署前不久，中尾武彦却改口称，自己“不欢迎”成立这样一家与亚行“业务重叠”的新机构，但他“可以理解”，而且“也不担心”。

但当这位58岁的日本人于10月22日抵达北京时，他又表现出了一位学者型官员的务实和谨慎。他在会见楼继伟时表示亚行“非常欢迎中方推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建设，认为我们是互补的，而且愿意和我们联合进行项目融资，今后我们会有很好的合作”。他甚至还胸有成竹地对财新《新世纪》周刊记者说，亚行已准备好，考虑在共同的优先发展领域与亚投行进行适当的合作，比如共同融资。

三．

    这种左右摇摆和模棱两可的态度说明了一点：一直到目前为止，亚投行的竞争对手、甚至它的服务对象仍在观望。这种观望中混杂着期待与担忧、轻视与焦虑……

关于亚投行的业务定位问题，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解释说，世界银行、亚行等现有机构侧重于减贫，亚投行侧重于基础设施建设。在亚洲基础设施融资需求巨大的情况下，由于定位和重点业务不同，亚投行与现有多边开发银行是互补而非竞争关系。

但这种说法遭到了中尾武彦的反对，他多次公开说，有人认为亚投行的目的是基础设施，亚行的目的是减贫，这并不完全正确。因为亚行最大的对外贷款是贷给电力、交通等项目。减贫是亚行的终极目标，但是我们实现减贫的主要手段正是基础设施建设。事实上，早在上世纪70年代起，亚行就已经从农业开始对基础设施建设给予资金援助。

按照楼继伟的描述，亚投行将是一个“准商业性”机构，初期将主要向主权国家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主权贷款，今后也将考虑设立信托基金，针对不能提供主权信用担保的项目，引入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模式（PPP），通过亚投行和所在国政府出资，与私营部门合理分担风险和回报，动员主权财富基金、养老金以及私营部门等更多社会资本投入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楼继伟的说法在很大程度上的确是正确的，世界银行行长金墉在今年7月曾说，世行对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的预估最低也在每年1万亿美元左右，这其中，亚洲地区占了很大比重，资金缺口很大。就连中尾武彦自己也说，亚行预估亚太地区2010年至2020年间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将达8万亿美元，相当于每年8000亿美元，而亚行每年能够提供的新的项目贷款仅有约130亿美元。

    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创办亚投行这样一家新金融机构对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和地区影响力，将雄厚的经济实力转化为政治和外交方面的软硬实力，显然有着巨大的好处。中国也正是看到了二战以后形成的现行国际金融、贸易体系对于美欧和日本维护其国际地位，同时以更低廉的成本获取全球资源方面的优势，才决心尝试另起炉灶，搞一套能够发挥自身影响力的平行体系的。而如前文所述，中国的综合国力、外汇储备和国内储蓄都足以支撑这样一个金融机构，它甚至可以成为中国十分“烦恼”的外储投资多元化战略中的一部分。

    其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自身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世所罕见的巨大成就。同时，中国还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在铁路、公路、机场、电力等基础设施领域培育出了拥有全球竞争力的施工建设能力，这也是李克强总理近一两年来不遗余力地向外国领导人“推销”的。中国主导的亚投行的成立，将极大地有助于中国过剩的资金和产能走出国门，发挥比较优势，拓展海外基建市场。更长远和宏观地看，这对中国扩大和优化外需、突破国内市场瓶颈、实现经济结构调整转型……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不过，正如一些观察人士指出的，亚投行的抱负虽然可嘉，前景虽然看好，但中国自身的金融体系成熟程度、金融市场开放度、金融机构的国际化水平以及金融市场和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等至今都仍然处于相当弱势的地位，这些都限制了中国开展更大规模和更高水平金融合作、进而融入并改造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雄心。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当务之急也许不是挑战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包括亚洲开发银行）为代表的“旧秩序”，而是加大力度改革国内金融体制。

但反过来看，不论亚投行的前途将是多么复杂、艰难和叵测，它毕竟代表着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抛开旧秩序另起炉灶的尝试。最终，它们也许很难达到预期的成就，但它们所代表的呼吁改革的压力对加快全球金融和货币体系改革而言，注定会起到非常有益的促进作用。我们注意到，世行和亚行最近都宣布了大规模的改革计划——世行将要“减员增效”，亚行则许诺“简化流程”，它们正是为了回应金砖银行和亚投行这些后来者的竞争。

英国《金融时报》近日在一篇社评中用简练的语言概括了这对辩证关系：“现有的多边机构将不得不对自己进行彻底整改，才能在一个日趋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更有效地开展竞争。与此同时，中国可能会发现，如果这些新的金融机构不实行透明、严格的治理标准，它们可能还没有建立起与自己的资金实力相称的声誉就已经走下坡路了。”

    写于2014年10月30-11月3日，发表于2014年11月10日出版的《经济观察报》“观察家版”，略有删节；见报标题亚投行：抛开旧秩序的新尝试；链接：http://www.eeo.com.cn/2014/1107/26839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