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3年前我曾经在新浪微博上转发过一条官方媒体报道的某地某项公共政策的新闻，并同时对它发表了几句微词。后来我看到我的博文下有这样一句跟帖：“洋奴！中国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你干吗还赖着不走？早点滚去你的美国主子那里呀！”

    那时我刚用微博不久，所以印象相当深刻。

进入新世纪以后，互联网的蓬勃发展、特别是新世纪第二个十年里网络社交媒体和移动互联网的异军突起，赋予了以往沉默的中国民众前所未有的言论表达空间。自然地，舆论场上的多元、交锋、乃至分裂也随之而来。这本来是好事，多个声音永远比一言堂更能够带来全面、深入的思考，从而促进一个事务、一项政策往更好的方向发展。

不过，可能是因为缺乏具有专业素养的编辑审核（唉！这本身又构成了另一个沉重的话题）的关系，互联网上七嘴八舌的辩论中也经常夹杂着许多巧言令色的诡辩。它们有意无意地将原本应该促成一些建设性成果的严肃讨论引向了空洞而情绪化的“主义之争”，甚至是恶劣的“扣帽子”、“打棍子”和“大批判”——文革时代特有的产物。不少涉世未深、头脑简单的年轻人则被它们貌似宏大雄辩的话语所打动，在不知不觉中被裹挟进入层次越来越低的思维泥淖中难以自拔。

在这些网络诡辩中，声音最响亮因而也最有市场的是一种封闭落伍的“爱国主义”话语，我们不妨称之为“网络时代的义和团”。本文开头的那种谩骂就是属于这一类，当然，它毕竟是极为低级和拙劣的，充其量只是暴露了那些“网络义和团”的贻笑大方的无知和粗鄙而已。但是，我们应该也能够发现，随着互联网从1.0时代向2.0时代的升级，这种“义和团话语”的版本也在不断升级，并推陈出新。

如果作一简单梳理的话，我认为目前市面上最流行的“爱国主义诡辩”大致存在以下四种话语模式——

其一，我称之为“比差法”；它的基本逻辑如下：当有人对中国的现况提出不同意见和批评、并主张向发达国家——主要当然是西方国家——学习借鉴时，它首先列举发达国家自身存在的诸多问题和缺陷，水平稍高一点的，还会列举一些发展中国家因为“盲从‘西 方老师’开出的药方而病情加剧”的似是而非的所谓“教训”，然后义正词严地指出，西方国家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由此得出中国的一切“就是好就是好”，完全或基本不必向外部世界取长补短。

按照这种逻辑，只要中国在当今世界上不是最糟糕的，我们就永远不应该存有制度改进的念想。众所周知，一个学生哪怕学习成绩再差，放眼周遭，总能找到比自己更差的同学。中国古人曾经教导说要“见贤思齐”，而不是“闻人愚则自喜”。作为当代的“爱国者”，持这种话语的人真是我们伟大祖先的不肖子孙。

其二，是“阴谋论”；阴谋论近年来在中国大陆的横行，是一个值得认真反思研究的大课题，这里无法深入讨论。爱国主义阴谋论的基本逻辑，是将当下的世界描绘成一片处处是暗礁险滩的凶恶海洋，而将中国描绘成这片惊涛骇浪中的一艘孤舟，四周到处潜伏着时刻想要扼杀我们美好前程的“敌对势力”。任何关于中国现状的不利言论，都被视为是一种充满恶毒用心的颠覆之举。一旦这种逻辑成立，作为一个爱国的中国人，我们所有人当然都应该更加团结一心，去应对这种外部敌意，而当务之急则是清除内部“不和谐”的“杂音”。

这种逻辑存在着双重谬误，首先是歪曲了基本事实。冷战已经结束四分之一个世纪，当今世界的核心议题早已不是意识形态对立。如果说世界真的对中国有什么担心的话，恐怕主流声音更多是担心中国因现代化努力的失败而陷入混乱，而不是担心中国的崛起和发展。与“爱国主义阴谋论”者的阴暗心理相反，21世纪的中国在世界上没有那么多敌人，21世纪的中国也不应该将世界视为敌人。退一步说，即便中国的确面临着一些外部竞争甚至冲突，历史也一再证明，真正的团结和力量来源于自由讨论后的广泛共识，而非万马齐喑的表面上的“思想统一”。

其三，我姑且称之为“制度虚无主义”；它的基本逻辑是对世界上现存的社会经济结构及其制度进行剖析，博学而客观地指出它们各自的优点和缺点。不过，它作这些比较研究的目的却不是学习借鉴，而是借以否定各种不同制度之间有好坏优劣之分。在它看来，制度只存在适应不适应的问题，而存在的就是适应的。用一位近来在网络上骤然窜红的海归爱国投资者兼演说家的话来说，所有的“元叙事”——无论是过去中国的“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还是现代西方的“自由民主终结历史”——都是不符合历史客观的虚妄幻想，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原则”，不同民族只有根据自身不同的文化传统、经济水平、社会结构等，独立自主，走自己的道路，才有可能取得成功。

其实，这种“制度虚无主义”话语所要服务的目标原比它那套话语本身要简单：否定西方优势，称颂“中国模式”。我在这里并不想讨论西方模式与中国模式孰优孰劣（这在我看来根本就是个伪问题），我自己也非常反对各种照搬西方体制的可笑口号，但我想指出的是，不论“制度虚无主义”调动了多少炫目的后现代学术资源，它最终还是逃不过致命的谬误：首先，各国的国情不同，必须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并不等于不同制度之间不能相互比较借鉴。中国目前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正是来源于外国，或者更直率地说，来源于西方吗？其次，即便我们注定只能孤独地探索自己的独特道路，很难获受惠于多少现成的成功经验，也不能得出我们不能对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提出任何批评的结论。既然是探索，它本身必然包含着重大的不确定性，当然也就必然伴随着争论。我不知道持这类话语的人是不是真诚地相信所谓“中国模式”已是一种定型的成功制度模式，但我想劝他们抽空重温一下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话：改革是一场摸着石头过河的伟大试验，要鼓励人民群众大胆试、大胆闯，要努力借鉴人类文明中的一切优秀成果……

客观地说，在上述几种网络诡辩话语中，“制度虚无主义”是最水平最高、也最成功的。因为它的推动者多为一些曾经有过西方求学生活经历的“海龟”人士，英文流利，不像那些“土鳖”义和团，他们身上包裹着“开放多元”的光环。此外，它的论证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的确是客观公允的。遗憾的是，它的出发点一开始就不是严肃的学术研究，而是服务于为现实政治辩护的投机目的。因此，即便它的鼓吹者多么有小聪明，一时蛊惑了多少人，终究跳不出诡辩的LOW层次。

其四，也就是我要总结的最后一种，相对简单和单纯，它将文学性的比喻与客观真实混为一谈，进而将其全部辩论基础建立在那些靠不住的文学比喻之上。这类“文学爱国主义”最常见的话语如下：祖国就是生育和养育我们的母亲，即便母亲做了什么对不起我们的事情，我们也不能对不起她，人对自己母亲的爱是无条件的！

我觉得，将祖国称作母亲，是一种激发民众爱国主义热情的很好的修辞，但实话实说，抽象的“祖国”毕竟不真的就是具体的有血有肉的“母亲”。我们与自己母亲之间的爱之所以是无条件的，恰恰是因为母子（女）关系是有极为清晰的界定的——在生活中，我们不能随便认什么人做母亲；但在文学中，除了祖国，我们还经常认黄河、长江、泰山……乃至地球做母亲。幸好这些“文学爱国主义者”只是将祖国比作母亲，而不是比作上帝，否则别说提什么不同意见了，我们恐怕就只有顶礼膜拜和虔诚祈祷的份儿了。

“文学爱国主义”话语的另一个谬误是往往分不清“祖国”、“国家”与“政府”之间的区别，在它们那里，我们的“母亲”一会儿是黄山黄河，一会儿成了五星红旗，一会儿又成了县政府和县长本人……我在这里顺便要指出，眼下网上越来越多的人正确地指出，要正确地区分国家与政府之间的区别。但我觉得，这其实仍然是不够的，英文里有三个涵义截然不同的单词，分别是Country、State和Government；汉语中找不到相对应的词语，因此往往将Country和State都翻译为“国家”，导致了许多思维偏差。关于这个问题，有机会我再专门撰文讨论。

当然，我所列举的四种话语模式仅是抽象，是为了更加清晰地讨论问题。在真正的话语实践中，它们经常被“当代义和团”混杂在一起使用。而当这些“爱国主义诡辩”被添加了符合时代特征的网络用语和网络表达方式的调味剂之后，它们较之以往那些陈词滥调便显得摩登而动人。

    在结束本文之前，我想再一次强调，中国是一个正在经历急剧转型的国家，面对错综复杂的现实问题，我们不应该持一种意识形态原教旨立场，的确应该像上述“制度虚无主义”者反复主张的那样，要从社会现实出发，具体细致地分析，而不是概念化、简单化地谈论制度优劣。针对中国现实的赞扬也好、批评也好，都应该在开放的平台上进行平等严谨的讨论。我所反对的绝不是爱国主义本身，哪怕它经常展现出幼稚和盲目的一面。我反对的是打着爱国主义幌子的诡辩和语言暴力，它总是令我这个素来不喜欢阴谋论的人忍不住怀疑其背后不可告人的动机。

    其实我还想要自豪地宣布，我也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只不过我从小所受到的爱国主义教育可能与上述“当代爱国者”不同。在我看来，对于那些将爱国主义当成一门投机生意的歌功颂德、阿谀奉承之徒，历史不会因为他们的巧舌如簧就给出错误的审判。而我自己的爱国主义教材，则是屈原、岳飞和东林党人……

现在我可以正面回答本文开头的哪个粗暴问题：“中国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你干吗还赖着不走？”我认为，我的祖国之所以值得热爱，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代又一代不盲从不阿世的气节高洁之士。他们身上绽放出来的长存的浩然正气，使得我们民族的过去是那么美好，未来也永远看得到光明。历史的重任今天落到这一代人肩上，我们唯有以历史上那些伟大的爱国者为楷模，沿着他们的脚步继续前行，方能真正不辜负这个时代。

    写于2015年1月13-14日，2015年1月16日发表于腾讯·大家专栏；见网标题：中国这不好那不好，你还赖着不走？；链接：http://dajia.qq.com/blog/446521072003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