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证明了一个令人沮丧的道理：当一个人无情地伤害世界的时候，他会令世界印象深刻；而当他全情报效世界时，他却总是被世界忽视。相信这也让索罗斯本人遭受深深的挫败感，他经常将自己称为一个“失败的哲学家”。

    1992年那个黑色星期三，索罗斯率领的投资资本在一场疯狂的赌博中押注成功，迫使英镑贬值并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此举不仅帮助他获利近10亿美元，还让他从英国媒体那里赢得了“让英格兰银行破产的人”的恶名。5年后的1997年，索罗斯的量子基金(Quantum　funds)向泰铢发动攻击，并因此掀起了一场席卷整个东亚的严重金融危机。从此，“金融大鳄”的名声在国际上家喻户晓……

    半个多月前，已年逾84岁的索罗斯在达沃斯论坛的一场私人晚宴上宣布，他将正式退休，此后他的家族基金将交由现任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首席投资官斯科特·贝森特（ScottBessent）打理，未来他自己将全身心投身慈善事业。与英镑和泰铢狙击战时相反，这条消息没有得到多少媒体的青睐，很快便湮没在这个信息过剩的时代里。

    世人可能还以为，这位叱咤一时的投资大亨早就已经退休了。索罗斯自己也说：“我之前曾多次退休，但这一次是真的！因为慈善和管理资产两者不可兼得。”

    2000年的网络股泡沫破裂造成的亏损导致索罗斯与志同道合的长期合作伙伴斯坦利·德鲁肯米勒(Stanley　Druckenmiller)分道扬镳，为此他还降低了量子基金的冒险性，并退居二线。虽然2008年金融危机迫使索罗斯再度出山亲自主持量子基金。但他已不复当年的进攻性，只是被动应战而已。

    2011年7月，80高龄的索罗斯对外部客户关闭量子基金，并在当年底前退还了他们的所有资金，此后仅继续管理自己的240多亿美元家族资产。尽管索罗斯及其家人对外解释，这是为了规避美国国会于2010年通过的多德 -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中关于对冲基金的新监管规定，但一些人认为，它实际上显示了这样一个大趋势，即以索罗斯为代表的个人投机者凭一时兴起部署数十亿美元横冲直撞的对冲基金业投资模式本身正在迅速走向其生命周期的终点。

    那以后，我们很少再看到关于索罗斯的新闻登上报纸和电视头条。偶尔听到这位金融大腕的名字，也是因为他与一位名叫多美子·博尔顿（Tamiko　Bolton）的健康教育顾问之间的恋情。

    在瑞士，这位饱受争议的老者留下了一句引人深思的警句：“世界经济史是一部基于假象和谎言的连续剧。要想获得财富，做法就是认清其假象，投入其中，然后在假象被公众认识之前退出游戏。”

    许多人将索罗斯视作一个贪婪的财富掠夺者，因为他——以及他所代表的这类金融投机家——在资本市场上的翻云覆雨足以给一些弱小经济体造成名副其实的“浩劫”。但索罗斯——及其跟随者——坚称，自己是在“纠正市场扭曲”。他的拥趸认为，对那些痼疾缠身的金融体系来说，索罗斯是啄木鸟，却错误地成了替罪羊。

    两者都是事实，看到哪一面取决于不同人的立场。

    索罗斯一生都在利用自己对金融系统中的不健全和漏洞的敏锐嗅觉赚钱。如果说这是这位“金融大鳄”的魔鬼的一面的话，那么使索罗斯超越一般金融投机家的，则是他天使的另一面：他试图单枪匹马地凭借自己的思想以及自己从这个不义的扭曲市场里攫取的巨大财富，来戳破这些“假象和谎言”，并扭转这部世界经济史“连续剧”的走向，使之朝着自己认为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演进。

思想家

    这把我们带到了索罗斯的核心理念——reflexivity　(汉语中较多地被译为“反身性”)面前。用他自己的学术性定义，所谓“反身性”，即“参与者的看法和真实事件之间的双向反馈回路。人们将他们的决定基于他们对于事件的认知和了解，而并不是基于他们所面临的真实事件。他们的决定对事件产生了影响，而事件的改变则很可能反过来改变他们的想法。”

    正统的经济学普遍信奉的是所谓“有效市场假说”，认为自由市场是一个能够自动实现供求平衡的有效机制。通过无数交易主体之间的博弈，市场总是能够驱动价格最终趋于平衡，而这一正确定价便能够充分反映有关未来的信息。这种观念大概可以追溯到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那里，即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自动调节。

    但索罗斯轻蔑地将上述想法斥为“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他认为金融市场总是在扭曲地反映现实。金融市场不具有趋于均衡的倾向，反而有生成泡沫的倾向。在畅销的《金融炼金术》一书中，索罗斯介绍了他自己的价格形成理论、泡沫的形成与破灭过程，以及利用“大众狂热”来获利如何成为其成功的关键。

    传统理论认为市场基本面与价格之间是单向的线性关系，基本面是因，价格和意愿是果。索罗斯则将它们视为一种“环形关系”，即基本面影响价格和意愿，而价格和意愿反过来又会影响基本面，这里面会形成一种正反馈。因为金融投资产品不同于一般商品，人们购买它们不是因为它们有什么实际的消费效用，而是为了钱生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股市的连续上涨会诱使更多资金投入，而更多资金的投入又会推动股市进一步上涨。索罗斯因此断言：“（有效市场假说和合理预期理论)声称，市场总是正确的；我的看法是，市场几乎总是错的，但总能自我确证。”

    然而，一旦过了某一点，这种自我加强的正反馈循环就会变得难以维持。不过一般来说，这一过程的持续时间会长于绝大多数人最初的预期，它所吹起来的泡沫也会膨胀到超出绝大多数人的预期。“通常，自我加强的过程会在初期阶段进行有序的修正，如果顺利通过修正，则市场倾向往往会得到加强，不太容易动摇。当这个过程到了高级阶段，修正就会变得越来越罕见，而发生高潮逆转的威胁则越来越大。”

    索罗斯认为，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的泡沫是从1980年起就在不断累积，它的罪魁祸首正是以美联储(Fed)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为代表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危机最初是由许多小泡沫组成的，但每次发生局部的流动性困难时，金融当局都会出手干预——照顾出问题的机构、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实施货币及财政刺激政策推动增长……这就造就了一个非对称激励体系（传统经济学称之为“道德风险”），鼓励金融机构从事风险越来越大的交易，而它又推动了信贷的进一步扩张，从而将一些局部的泡沫一点一点吹大成一个超级泡沫。当新产品的复杂程度到了监管当局无法计算风险，并开始依赖银行自身的风险管理手段时，此轮“超级繁荣周期”失去了控制。最后，甚至连评级机构也依赖合成产品发明者提供的信息，这是一种令人震惊的不负责任。

    不过，这一体系最初是如此成功，以至于人们开始对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 (Ronald　Reagan)所说的“市场的魔术”信以为真——市场会自动调节，允许市场参与者自由追逐自身利益将最大程度地有利于全社会共同利益……这是严重的误解，因为使金融市场免于崩盘的并非市场本身，而是当局的干预。

    索罗斯指出，有效市场假说孤立地看待金融市场，完全不考虑政治因素。但实际上，在市场的“无形之手”背后，总是存在着一只有形的“政治之手”，它制定市场运作的规则和条件。“我的理念结构关系到政治经济学，而不是抽象概念的、受永恒有效规律主宰的市场经济学，我把金融市场看成是历史的一个分支。”

    因此，监管机构不能指望市场自我纠正，政府必须承担起防止泡沫过大的责任。

    基于这一基本立场，索罗斯严厉批判了主张放任自流的所谓“新自由主义”，不遗余力地呼吁加强政府监管。例如，他认为政府应设立专门的消费者保护机构，以避免银行在诸如信用卡借贷等方面滥用市场权力，侵害消费者利益；他对于日本政府干预汇市以抑制日圆升值的做法也表达了支持；他甚至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说，纳税人有权对银行家的天价奖金表达怨恨，因为金融危机以后银行的“那些利润不是靠敢于冒风险的人取得的，这完全是来自政府的‘隐秘礼物’，所以我认为这些钱不应用于支付奖金”……

    索罗斯认为，为了理解当下正在发生的剧变，我们需要一个不同于以往所熟悉的那种理念框架。他将这种想法付诸行动：2009年，他拿出5000万美元，设立了一家名为“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简称INET)的研究机构，其使命是“推动经济理论与实践的变革”，从而纠正“我们目前经济体系与思维模式中的问题与缺陷”。它向数百个新研究项目的博士与博士后发放奖学金，资助一些长期以来一直被忽视的学术领域，如不平等、网络分析与经济思想史。INET的负责人所说：“（这些研究员）正在冒险、向全新领域进发，尝试用新的方式创造经济知识。”

    如果要对索罗斯针对传统有效市场理论的批判以及他所提出的“自反性”理论作一个简单评价，我个人的看法是：他极具洞见地看到了金融市场不同于一般市场的特殊性，实际上，在某一区间内，它是可以在任意一点上达到传统经济学中所说的“均衡”（即唯有在这一个点上，买方和卖方愿意出的价是相同的，亦即索罗斯所说的“自我确证”）的。但索罗斯并没有开出什么看起来有效的药方，当他呼吁加强政府监管并指责格林斯潘逃避责任时，他只是一再强调“这是当局必须承担的使命”。至于如何实现有效监管，他也拿不出什么好主意。他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同意了格林斯潘的判断——市场识别不了泡沫，那么监管机构同样无能为力。为此，他还在2009年6月发表的一篇文章里提醒奥巴马政府在着手金融改革时要克制过度监管的冲动。“尽管市场存在缺陷，但监管机构更是如此。他们不仅是普通人，同时还是官僚，容易受到政治影响。”索罗斯在写上面这句话时，仿佛已经回到了传统经济学的怀抱。

评论家

    “我认为我不是一名商人，我投资别人经营的商业，因此我是一位名符其实的评论家，在某种程度上你们可称我是世界上薪水最高的评论家。”

    索罗斯对自己的上述评价也许更多地是在对媒体开玩笑，但却道出了自己的最大志趣。过去20多年来，索罗斯出版了数十本著作，他的第9本书《金融市场新范式》（《The　New　Paradigm　for　Financial　Markets》）一举登上了美国和英国的畅销书榜单。此外，他还在报刊上发表了不计其数的评论文章。尤其是2008年以后，随着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和蔓延，耄耋之年的他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活跃在英美媒体上，为美国和欧洲的监管者建言献策。

    早在2006年1月初，他就警告说，美国经济即将出现衰退。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索罗斯进一步确信，多年来自己一直预言的金融危机已经开始了。到2008年1月，在雷曼事件爆发之前半年，索罗斯便公开宣告金融危机不可避免。而且这一次的危机与二战以后每隔4年到10年就会发生一次的局部和边缘性危机存在着本质不同，由于发生在世界经济和金融市场的核心地带，它将是60年来最严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过去屡试不爽的药方也将不再奏效。而在当时，就连本·伯南克(Ben　Bernanke)都没有充分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到2009年下半年，随着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全球第一和第二经济体的政府分别向市场注入天量流动性和采取大规模刺激政策，全球经济似乎出现了止跌回稳的迹象。但索罗斯在当时却预告：金融危机对经济产生的影响将会“严重且持久”，复苏势头可能随时都会戛然而止，出现“二次探底”(double　dip，汉语也有译为“双底衰退”的)的概率非常大。

    为了挽救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索罗斯一方面支持政府注资救助大型金融企业，另一方面呼吁奥巴马政府必须采取激进的改革措施，正视衍生品风险，推动强制性资本结构调整，并彻底检修抵押贷款系统。在索罗斯看来，本轮危机主要是私人部门的失败，公共部门的确应当受到指责，但应当受到的是监管不力的指责，而非长期以来主流舆论一直主张的“无为而治”的错误要求。为此，索罗斯反对欧美保守派坚持的紧缩政策，支持“高瞻远瞩的财政刺激计划”，并认为这将比货币当局的“量化宽松”措施更有效，因为财政政策不会产生“印钞”的副作用。

    2010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逐渐蔓延开来以后，作为东欧移民的索罗斯倾注了全部的热情，参与到拯救欧盟和欧元区的事业中去。

    索罗斯认为，欧元危机比华尔街金融危机更难处理。因为美国是一个单一国家，拥有应对危机所需要的完整的金融和财政监管当局，而欧元是一个不完整的货币：它有一个共同的央行，但没有一个共同的财政部。这种结构的缺陷与生俱来且显而易见，然而，完善的货币要求央行和财政部两者兼备，对银行担保和对其注入资本是财政部的职能。在当下危机中，各成员国不得不凭借一己之力拯救本国的银行业体系，使得这种结构缺陷暴露无遗。

    索罗斯因此断言，直到现在为止，这场金融危机的发展就是一个“欧洲领导人永远慢市场一拍”的故事。而当局应对上一个危机的方式，总是为下一个更大的危机埋下种子。在压力之下，当局会采取一切可能措施以维持体系继续运转，但他们只做到最低程度，而金融市场很快就发现这些总是不够的……这就是危机接踵而至的原因，因此欧洲仿佛注定要陷入永无止尽的一连串危机之中。有些措施如果更早采行，原本应会发挥作用，但是拖延到政治层面允许时，已经变得成效不彰。索罗斯认为，这是理解这场似乎永无尽头的欧元危机的关键所在。

    索罗斯一再提醒欧洲领导人，与其窝窝囊囊地承认无计可施并得过且过，不如索性采取全然不同的做法。这就是他设计的所谓“B计划”，其基本立足点是回归那些曾引导欧盟创立的原则上来，即欧元区必须建立全面的政治联盟，而货币、财政与银行业三大联盟应当同时推进。全面的解决方案包括三个主要组成部分：银行体系的改革与资本重组、欧元债券框架和退出机制。

    基于相同理念下的分析视野，索罗斯认为，必须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彻底改革。这位被认为曾经伤害过许多弱小的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大鳄”多次指出，当前的危机起源于美国，对外围国家的损害却更大，这表明了国际金融体系是如此不公平。

    在索罗斯看来，全球性的市场需要全球性的监管。目前的管理法规都是基于主权国家的原则，每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是由各个国家自己来维护和支持的，政府主要关注的是本国经济。这不仅不能适应全球化的金融市场，还会助长“金融保护主义”的倾向，有时可能扰乱甚至摧毁全球金融市场。

    但监管制度改革上的国际合作，几乎不可能用零打碎敲的方式实现。因此，索罗斯呼吁召开21世纪的新“布雷顿森林会议”，修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运作规则和模式，并考虑制定控制资本流动的新规定。他认为，IMF在本轮金融危机爆发后对各危机经济体的救助方法是正确的，但规模过小，现在是时候开始考虑大规模建立特别提款权(SDRs)或其它形式的国际储备了。未来，SDR将是一种能够逐渐取代美元的新的国际货币，它最大的优越性之一，便是允许国际性的货币创造。而在现在这样的时刻，这种做法尤其有用，货币将在世界范围内被引向最需要的地方。

社会活动家

    当代最杰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英国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1917-2012，他也是一位来自中东欧的犹太移民)曾经回忆世纪之交的一次午餐会，席间，乔治·索罗斯这样评价马克思：“这个人在150年前发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对此我们必须引以为戒。”

    这句话高度浓缩了索罗斯一生不变的政治倾向：他是一个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尖锐批评者，但他想要拯救和完善它，而不是像马克思那样颠覆它。实际上，索罗斯的政治立场与他的经济理论是一脉相承的。这决定了他注定是一个西方社会里的左派。在美国，这叫做“自由派（Liberal）”，以区别于“保守派（Conservative）”

    长期以来，索罗斯一直是民主党和奥巴马最重要的支持者之一。当然，这也意味着他是共和党和小布什政府的坚定反对者。早在2006年，他就以一种阴谋论式的论调抨击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称他2004年将利率维持在40年来的低位，目的是为了营造经济繁荣的泡沫假象，帮助共和党和布什赢得大选。

    早在巴拉克·奥巴马还在竞选参议员时，索罗斯就是他的支持者。2008年11月，他长期支持的这位民主党人成功击败了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当选美国总统。就像在金融市场一样，索罗斯押在系统性转型上的政治赌注得到了回报。

    有人认为，支持奥巴马的决定，与索罗斯一生都崇尚彻底变革的性格是一致的。索罗斯说：“我感到美国距其立国之本越来越远，是要停下的时候了。”

    财阀们试图用金钱来影响政治议题，是一桩非常敏感的事情。一些美国人称索罗斯有强烈的“救世主情结”，而他于1979年成立的那个雄心勃勃、覆盖全球而且资金雄厚的开放社会基金会(Open　Society　foundation)更是引起了不少人的猜疑和指责。

    这些被索罗斯称为“右派的妖魔化”举行，让全力赞助自由派事业的他不得不将自己对奥巴马的支持长期秘而不宣，以免累及这名总统候选人。索罗斯在2012年总体大选期间表现得低调，甚至吞吞吐吐、模棱两可，直到奥巴马成功连任后，他才对人倾诉实情：“奥巴马试图成为一个消除分歧的人，而我是一个引起分歧的人。我觉得，我声援他对他不一定有利。”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索罗斯开始投身慈善事业。据他自己后来说，1981年时他正为投资债券疯狂集资。“我当时觉得自己要得心脏病了，接着我意识到，如果只是为了变得富有而死去，我将是失败者。”于是，他突然“顿悟”，解决办法就是投身于慈善事业。“做一些对这个世界真正有意义的事情，这才是值得为之献身的，”他说道。“基金会使我可以抽身出来，可以关心别人多过自己。”

    作为一个慈善家，索罗斯长期以来向世界各地、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医疗、教育、人权、学术和艺术事业提供了大量资助。很多时候，他甚至亲力亲为，为他的慈善事业站台募捐。他的慈善事业总是与他的政治和经济理念高度契合，例如，近10多年来，索罗斯将自己的关注重点集中于全球气候变化、帮助贫困国家打破“资源魔咒”、促进全球治理的法治和公正等方面。克林顿政府时期的美国财政部长、奥巴马政府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评论说：“20世纪下半叶，在战略部署资源以改变世界这方面，没有一位慈善家比索罗斯做得更好”。

    在索罗斯的社会活动中，让他倾注最大心血的毫无疑问是欧洲，特别是欧洲一体化与东欧的转型。正如他在一篇专栏文章中写到的：“我对成立欧盟的初衷深信不疑。我的个人经历，以及源自我的亲身体验的理念，都决定了这一点。我出生于匈牙利，先后经历过纳粹和共产党的统治，因此我从小就知道，国家施行何种政治体系是多么的重要。按照我的信念，欧盟的本意是成为开放社会的价值观和原则的具体体现；一个由平等的主权国家组成的自愿联盟……”

    在他看来，如果任由欧元危机继续蔓延，甚至导致欧盟的解体，“对一个强烈信奉开放社会的人来说，是令人痛苦的。”为此，去年他还多次劝告英国不应退出欧盟。

投资家

    1944年，在德军占领的布达佩斯，一个年仅13岁的犹太男孩逃脱了纳粹的大屠杀。这个孩子的父亲蒂瓦达(Tivadar)　在一战时曾经被俄国军队俘虏，关押在西伯利亚的监狱中。趁着后来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他成功越狱并逃回老家。这段惊险经历使蒂瓦达和他的儿子学会了如何判断和应对“严重失衡的形势”，当德国人在 1944年3月18日占领匈牙利后，年届50的蒂瓦达果断采取行动，通过伪造假身份，把自己全家和其他一些人从纳粹魔抓中救出。

    将近30年后的1973年，那个当年的男孩、现名叫乔治·索罗斯的匈牙利裔犹太人在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为自己成立仅4年的对冲基金租了一间新办公室，从此成为现代资本主义世界里的的孤胆枪手。

    作为一个成功的投资者，索罗斯总是能在乱世中兴旺发达。但他一直有些不合群，仿佛一位永远置身于社会主流之外的局外人。直到多年以后，他还回忆起自己1949年去伦敦经济学院读书时是如何“发现孤独”的。诚然，索罗斯最主要的成就在于他赢得的财富，但他在获取财富的过程中一贯展现的对时机的把握和对金融市场的洞察力，使他上升到了思想家的高度。而缺乏交际和与之相关的反传统、逆大势而动的个性，又使他在获得举世皆惊的成功的同时，却也留下了毁誉参半的名声。

    一直到晚年，索罗斯依然热衷于滑雪、打网球、下国际象棋……这或许是他身上竞争精神的体现。

    在量子基金与索罗斯一起工作了12年的德鲁肯米勒说，他对工作职业毫不掺杂情感因素。“这在我们这一行中，这是非常与众不同的性格。”

    但索罗斯断然和全盘否认了关于自己在情感方面的自控能力的传言，他认为自己非常情绪化，“和市场一样喜怒无常……我是一个躁狂抑郁的人。”与德鲁肯米勒的评价相反，索罗斯将自己在金融市场上的成功归因于他对于人类认知偶然性的哲学观点。他的儿子罗伯特在一篇文章中说得更加直露：我父亲坐那里，用各种理论告诉你他为什么会这样做会那样做，但我得告诉你，这些话至少有一半是胡扯。他仓位变化完全是因为背痛在折磨他，如果他感觉背部痉挛，那就是提前警告的信号。

    对某些人士来说，这意味着索罗斯的决策其实是理论和动物直觉共同作用的产物。

    但对索罗斯自己来说，最值得渴望的——比金钱、比他的基金会的政治成就和社会成就更重要的——是留下不朽的思想财富。年轻时，他想成为一名学者，但“我的成绩不够好”。他把“反身性”理论形容为“我的主要兴趣”。然而，即使在索罗斯通过其基金和基金会在金融和社会领域取得越来越大的成功时，他还是为不能被认为是一位严肃的思想家而深感挫败。在他的一部著作中，有一章冠以“失败哲学家自传”，还有一次，他将在维也纳大学的讲座取名为“失败的哲学家再次尝试”。

    也许我们更应该同意拉里·萨默斯的客气而公允的评价：“‘反身性’是一个正确的、重要的、并且与社会科学众多现有思想流派紧密相联的思想概念。但没有人像乔治那样有效地运用哲学概念先赚钱，然后改变世界。”另一位评论者则认为，“‘反身性’理论并不是告诉你该做什么，它告诉你的是要密切注意变局时刻。“这是一种思想方法。”

    从一般人的角度来看，索罗斯是一个尖锐的矛盾体：是的，他是个金融资本家，是现代金融资本主义制度的金字塔顶端，他是这种制度下的成功者，利用这种制度（及其缺陷）赚了许多钱。但是，他不是这种制度的维护者。相反，他是它不遗余力的批判者，并一直都在致力于改变它。这至少说明了，人的观念并不总是他“阶级利益”的投射。

    2009年初，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当时的美国版主编克里斯蒂娅·弗里兰(Chrystia　Freeland)采访时，索罗斯说出了下面这段话：“我想这和人类状况有关……事实是我们终将一死，而我们却想长生不老。可以让你最接近长生不老的是创造一些你死后仍可存在的东西。财富可以是其中之一，但证据显示财富不能延续好几代。然而，如果你能拥有可以经受时间考验的艺术作品或者哲学著作或者科学成就，那么你就无限接近永生了。”

    写于2015年2月3-5日，发表于2015年2月9日出版的《经济观察报》“观察家版”；链接： http://www.eeo.com.cn/2015/0206/27232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