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人的印象中，法国人只有成千上万地聚集在大街和广场上、挥舞着标语并高唱“革命”歌曲时，才最能体现自己的存在。 1月11日的百万人大游行继承了高傲的法兰西民族200多年以来的光荣传统，它在艰难时刻传递出自由、宽容……还有团结的价值观，令世人肃然起敬。

    但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不管它为的是什么。素不相识的人们从国家、城市的不同角落聚拢到一起，群情激奋地高喊口号过后，终将离开大街和广场，回到自己原来属于的角落里去。因此，接下来的问题是：《查理周刊》枪击事件将对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政治走向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毫无疑问，法国正在面临重大考验。许多政治观察家忧心忡忡的指出，这是一个严峻的时刻，甚至是一个危险的时刻。人们有理由担心，在国家政治层面，极右翼势力可能会在未来获得更高的民意支持度；在社会生活层面，针对外来移民的种族歧视可能会加剧。

最近十多年来在法国政坛异军突起的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领袖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抱怨说，政府没有邀请她参加“1·11”大游行（这显然是左翼社会党政府刻意为之），相当于排除了四分之一的法国选民。

从某种意义上看，她说得没错。在2014年5月下旬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勒庞女士领导的国民阵线在法国得票高居第一，反伊斯兰主义以及对移民的强硬态度正是它人气高涨的重要因素。

2010年秋，勒庞曾将穆斯林在街头祈祷比作上世纪40年代上半叶纳粹对法国的占领。一年半后，作为一个长期名不见经传的边缘小党的候选人，她在法国总统选举中赢得了17.9%的选票。一些评论人士眼下甚至认为，按照目前的发展态势，如果勒庞和她的国民阵线能够充分利用民意的话，她将是2017年法国大选中最有实力问鼎爱丽舍宫(Elysée Palace)的竞争者。

一旦上述预言成真，整个欧洲的面貌将为之彻底改写。

一．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打响“欧洲文化保卫战”第一枪的，不是法国国民阵线这类危言耸听的极右翼政党，战场也不在法国这样穆斯林人口众多的欧洲文明核心地带。

    2011年7月22日，在欧洲大陆最遥远的边陲小国挪威，32岁的极右翼狂热分子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Anders Behring Breivik)单枪匹马发动了这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历史上最严重的恐怖袭击。他先是在奥斯陆市政区策划了一场爆炸，随后又在奥斯陆以北的于特(Utoya)岛上向正在那里举行夏令营的工党(Labor Party)青年团营员开枪扫射。两起袭击一共导致近百人死亡，其中大多数是青少年，年龄最小的仅有14岁。

据布雷维克后来供认，其他一些目标、例如王宫和执政党工党总部也在他计划袭击的目标之列。左翼的工党似乎是布雷维克袭击的主要目标，该党长期支持开放移民和多元文化政策。几十年来，于特岛一直是工党下一代领袖组织夏令营的地方，挪威现任首相延斯·斯托尔滕贝格（Jens Stoltenberg）将它形容为“我年轻时的天堂”。布雷维克希望在于特岛遇到工党前首相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Gro Harlem Brundtland，曾于1981年至1996年间三度出任挪威首相），他甚至怀揣一把利刃，想用它要砍下布伦特兰的头，因为她支持多元文化，是布雷维克眼里的“甲级卖国贼”。

这桩骇人听闻的恐怖袭击发生在“9·11事件”10年之后，本·拉丹也恰好在两个多月前被击毙。这自然令人联想起那次发生在纽约的史无前例的伊斯兰恐怖主义袭击。对于仅有500万人口的挪威而言，这次恐怖袭击中的伤亡人数与美国在“9·11事件”中的伤亡人数在比例上一点也不少。实际上，布雷维克一人策划的这次行动就是一幅颠倒了的“基地”组织恐怖主义的画面。

后来披露出来的信息显示，这位极右翼狂热分子花了9年时间来筹划这次杀戮行动。实施连环袭击之前，布雷维克在互联网上发布了一份长达1500页的文档。在这份题为《2083——欧洲独立宣言》（2083 A European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的文件中，布雷维克强烈谴责了欧洲的“伊斯兰化”和多元文化。他认为，多元文化是最肮脏的政治词汇之一，他将它称为“文化马克思主义(cultural Marxism)”。

布雷维克写道：穆斯林必须被视作野兽。但“不要责怪野兽，应该责怪的是多元文化的A类和B类叛徒，是他们让这些野兽进入我们的领地，并不断给其提供便利。”至于A类和B类叛徒，他认为是政界和和媒体中的多元文化支持者。

因此，他对欧盟、联合国等跨国组织以及包括挪威在内的欧洲许多国家的政府进行了猛烈抨击，因为它们倾向于支持开放移民。他激烈攻击挪威执政的左翼工党，同时批评右翼的进步党( Progressive Party)“过于听话”。布雷维克还盛赞日本是一个“模范国家”，因为它拒绝移民并成功抵御了多元文化。他写道，他渴望见到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属于右翼保守派的麻生太郎在2005年出任内阁大臣时曾标榜日本“一个国家、一种文明、一种语言、一种文化与一个种族”的优越性。在布雷维克看来，一个曾经是神话般的理想社会——文化上同质的欧洲——眼下正受到外来意识形态的严重威胁。最大的威胁便是伊斯兰教和共产主义，他将二者视为一丘之貉。

布雷维克在一年后被判处入狱21年，这是挪威法律最高的监禁刑期（但当局可以视情况无限期阻止他出狱）。在审判他的法庭上，布雷维克对自己所做的袭击供认不讳，但他拒绝认罪，“因为我这是在进行自卫。”他甚至在法官进入法庭时拒绝起立，以示对挪威法庭合法性的否定。他昂首挺胸地说，“你们只是来执行支持多元文化的政党下达的命令。”

受到历史上“十字军骑士”的鼓舞，布雷维克视自己为“基督教”正义战士。他在那份“宣言”中宣称，自己将肩负起重大使命，要将欧洲从穆斯林移民浪潮和多元文化中拯救出来。他对辩护律师说，杀戮虽然“残忍”，但却是“必要的”。“一旦决定攻击，你要宁可错杀一百，不能放过一个，否则会削弱意识形态影响力的效果。”布雷维克以尼采似的笔调写道：“最初的一滴雨点，标志着一场伟大的、不可阻挡的文化保守主义大潮即将袭来。这场大潮将使西欧摆脱文化马克思主义，并将第三次驱除伊斯兰教……赞美我们吧，我们是保守主义革命的殉道者，即将升入天堂之国安享晚餐。”

布雷维克的激情与仇恨将包裹着挪威的那层甜蜜和天真撕得粉碎，长期以来，挪威人过着田园牧歌一样的生活，他们最引以为傲的就是拥有一个即充满信任、又高度开放的社会。这个被视为“世界和平使者”的国家，还是诺贝尔和平奖的发源地。那里不仅鲜有政治极端主义，甚至连暴力犯罪也很少。

人们在震惊之余不禁自问：这样一个堪称社会民主对话（social democratic dialogue）典范的国家，为何竟会会发生如此血腥的悲剧？

二．

    实际上，挪威不同于瑞典和丹麦等其它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它甚至都并没有一个称得上主流的右翼党派。挪威的右翼政治力量相当羸弱，而且几乎是一盘散沙、亦无激进历史。布雷维克曾经加入过挪威最主要在野党、仅次于工党的议会第二大党进步党(Progress Party，目前在议会169个席位中占据41席)，并在该党的一个地方党支部担任过负责人。该党属于保守派，也一直致力于在挪威采取更为强硬的移民政策。不过，它远没有其它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排外政治势力那么极端，布雷维克正是因为进步党不够激进而退出该党。得知这次恐怖袭击后，该党领袖西芙·延森（Siv Jensen）对布雷维克曾经是本党成员而表示震惊。延森坚决反对暴力，人们没有理由不相信她。

    袭击发生后，一些人反思指出，人们以前普遍认为，北欧国家对于移民的态度比欧洲其它国家更为宽容，来到挪威的外国人往往也会对这个社会的和谐与非对抗留下深刻印象。然而，表面上温良恭俭让的北欧社会可能只是更善于掩盖敌意而已。北欧人民的生活如此美满，以至于他们从未意识到会有人从根本上否定他们的社会模式。但近20年来挪威由于其社会的开放以及接收难民政策的宽松，移民人数激增。从1995年到2010年，挪威移民人数几乎增长3倍，至将近50万人，接近挪威总人口的十分之一。

    在警方调查和法庭审判过程中，布雷维克多次声称，存在一个更大的泛欧洲组织。他还说，美国作家丹?布朗（Dan Brown）在其畅销小说《达芬奇密码》（The Da Vinci Code）中描述的“圣殿骑士(Knights Templar)”组织已于2002年在伦敦重建，他自己则是挪威“圣殿骑士团”和挪威抵抗运动的军事指挥官。此外，他一直是共济会(Freemasons)会员，并渴望成为一名十字军（The Crusades）战士。

但绝大部分法律和精神病专家认为，布雷维克的这次袭击并非受到哪个组织的指挥，也没有同伙，“圣殿骑士”之类的故事纯粹是他一厢情愿的臆想。

    布雷维克在他的“宣言”中大加赞美了欧美的一些极右翼团体，其中包括“阻止美国伊斯兰化(Stop Islamisation of America)”和“阻止欧洲伊斯兰化(Stop Islamisation of Europe)”、“圣战观察(JihadWatch)”及“维也纳之门(Gates of Vienna)”等网站，也包括芬兰的正统芬兰人党（True Finns）和奥地利的自由党等。他还提到了自己与保卫英国联盟(EDL)一些成员的联系和友谊。

    不过，布雷维克认为上述这些团体试图通过和平民主手段达到目标的做法一概不屑一顾，他认为这不仅“过于天真”，而且“十分危险”。例如，他曾建议保卫英国联盟攻击核电站，以“使英国经济陷于瘫痪，促成一种最佳的氛围，帮助实现显著的政治变革”。

恐怖袭击发生后，列入布雷维克称颂名单上的那些右翼团体不出意料地争相对他表示谴责，并撇清与他的关系，但这并未妨碍它们以一种更为曲折隐晦的方式表达对它的共鸣——

保卫英国联盟(English Defence League，缩写为EDL)的领导人斯蒂芬·伦农说，他无法宽恕布雷维克滥杀无辜的行为，但“大家应当看看奥斯陆发生的事情,要明白这种愤怒的情绪在欧洲不断发酵。你可以压制民众的权利，可以压制民众的声音，民众只好不断转入地下——但这并不能让问题消失”。

贝鲁斯科尼联合政府中的右翼党派北方联盟（Northern Union，缩写为NU）议员弗朗西斯科·斯佩罗尼（Francesco Speroni）说，布莱维克“是想捍卫西方文明”；而同为北方联盟成员的欧洲议会议员马里奥·博尔盖齐奥（Mario Borghezio）甚至对意大利一家主流电台说，他对布雷维克的部分想法表示谅解。

相信欧洲“已经到了‘伊斯兰化’最后阶段”的荷兰右翼政客格尔特·维尔德斯(Geert Wilders)则如此评价布莱维克：“那个疯子侮辱了反伊斯兰化的战斗。他既让人厌恶，也打了全球反伊斯兰运动一记耳光。”“欧洲正在慢慢陷入黑暗”、“西方危在旦夕”……之类论调，是维尔德斯最喜爱使用的。

    事实上，除了暴力，布雷维克提出的许多其它建议——例如对屡教不改的惯犯加大死刑的使用、强迫使用宿营地治疗吸毒者、通过禁止堕胎以提高西方国家的出生率、给予教堂更多的文化权力……等等——都是上述这些欧洲极右组织经常挂在嘴上的。

三．

    我们也许的确应该部分同意保卫英国联盟的领导人的解读：布雷维克的观点反应了越来越多欧洲人永远也不会说出口来的隐秘担忧，虽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不像他那样极端和系统，而布雷维克的所作所为则是对这种担忧的暴力回应。

    可能是因为接受了法西斯主义的沉痛教训，西欧的政治光谱历来比美国偏左得多。但事实是，二战以后在欧洲一度人人喊打、几乎销声匿迹的极端右翼势力在新世纪初开始死灰复燃，并渐成燎原之势。一些人分析认为，一方面，因为许多内在和外在的原因，过去西北欧国家引以为豪的福利国家模式眼下越来越难以维系；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增长缓慢、人口老龄化和出生率低下，大批移民涌入富裕的欧洲，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和文化冲突。而肇始于华尔街的60年来最大的金融危机以及直接由此触发的欧元区债务危机和经济衰退，则进一步激化了所有这些长期以来隐藏在和谐宁静的表象之下的矛盾。近年来，欧洲许多国家的极端右翼政治势力借助民众的失望和不满，在选举中脱颖而出。它们不仅改写了欧洲的政党结构，甚至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逆转了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并正在将它重新拖回历史上造成过累累灾难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

在2011年4月举行的大选中，芬兰极的右翼政党正统芬兰人党获得19%的支持率，成为与传统主流政党平起平坐的主要政治势力。它在选举中一举囊括议会39个席位，成为芬兰第三大党，而它在之前的历史上最多只获得过6个席位。正统芬兰人最重要的选举口号是反对欧元区内北方一线国家救援南方二线国家，这种立场不仅赢得芬兰选民的选票，实际上也赢得了许多富裕的北方国家人民的共鸣。

    长期以来，芬兰一直是欧洲一体化和欧元的最强烈支持者之一，但这次大选将它变得截然不同。难怪稳坐瑞士最大政党地位的瑞士右翼的人民党人经常庆幸瑞士限制外来移民、没有加入欧盟是明智之举。它的副主席、前司法部长克里斯多夫·布劳赫（Christoph Blocher）称，欧债危机证明了这一点，“我们都看到了，没加入欧元区和欧盟真是好处多多。”

    比芬兰的政治变局更令人吃惊的事情发生在历史上曾经为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她留下了著名的《安妮日记》)提供庇护的被认为“世界上最自由、最宽容的的国家”——荷兰，民调显示，前文提到的老牌民粹主义政客格尔特·维尔德斯领导的自由党(Freedom Party)成为眼下该国最受欢迎的党派之一。荷兰的少数派联合政府想要维持下去，就需要它的支持。维尔德斯在政治上的主要卖点便是反穆斯林和反欧盟，他经常抱怨“欧洲人的主权被剥夺，被移交给了遥远的布鲁塞尔当局，如今各种决策都由非民选官员暗箱决定。”

    维尔德斯甚至还创办了一个供荷兰人表达对移民不满的网站（主要指向中东欧移民），尽管他本人娶了一位匈牙利裔太太。

     更早些时候，在同样是欧洲一体化坚定支持者的奥地利，极右翼自由党(Freedom Party)领导人约尔格·海德尔（Jörg Haider，2002年9月辞去党主席职务，2008年10月遇车祸身亡）主张排斥穆斯林移民，他一直怀念第三帝国，极力赞美纳粹的就业政策。海德尔领导的自由党早在2000年时曾进入奥地利联合政府，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对这一事件发表评论说:“只要是了解历史的人，都会为此感到担忧。”

    稍晚些时候，新纳粹政党金色黎明党（GDP）在2012年5月6日进入希腊议会令人惊愕不已。标志深受纳粹徽章影响、将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作为参考读物的它鼓吹的是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在拉脱维亚，总统对前武装党卫军举行年度游行表示支持；在匈牙利，从前曾屠杀过犹太人和吉卜赛人的的箭十字党的继承者今天四处活动……

    与上述这些相比，极右翼政治在作为欧盟支柱的法国的兴起无疑是最值得关注的。在2014年3月举行的地方选举中，马琳•勒庞领导的国民阵线取得突破性进展，赢得了1995年以来首个市长席位，并在全国多个城市崭露头角。它给人气低落的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及其社会党(Socialist)政府带来沉重打击的同时，也对前总统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所在的温和右翼的人民运动联盟党(UMP)构成了强大压力。

    法国国民阵线的起源可追溯到上世纪40年代的维希傀儡政府，该党得到了许多在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后返回法国、心怀怨恨的北非殖民者的支持。马琳的父亲——国民阵线创始人让-玛丽·勒庞(Jean-Marie Le Pen)普遍被认为是个反犹和排外的极端人士。在2002年的法国总统大选时，勒庞曾杀入最后一轮，对最终当选的希拉克（Jacques Chirac）形成了强劲挑战。

    充满政治魅力的马琳眼下正有条不紊地改变着国民阵线在民众眼中的形象，让该党的变得温和。这位45岁的女政治家很聪明地利用了人们在经济方面普遍存在的不安全感、以及对政治精英集团的憎恨，推行其反移民和反欧盟的民粹主义路线。

    面对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日渐加剧的全球竞争以及法国的国民认同等诸多棘手问题，马琳的答案是：我们已经有500万人失业了，为什么还允许更多移民进入法国？马琳在政治集会上非常有鼓动性地说：“人们希望在法国活得像个法国人，而不是沙特阿拉伯人或卡塔尔人。”

对于欧盟，她嘲笑它是“欧洲的苏联”。在2014年5月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她的口号是如此直截了当：“欧盟反人民，因此人民应当动员起来反对欧盟。”

四

所有这些在过去10多年里越来越有市场的欧洲极右翼政党都热衷于抨击布鲁塞尔、华尔街或者本国政经领域中的“精英”，他们也都敌视全球化，敌视外来移民，尤其是来自伊斯兰世界的移民。

不过在21世纪，它们都披上了更加令人尊敬的崭新外衣，将它们简单归类为传统的法西斯主义是不妥当的。马琳•勒庞希望大幅限制移民并退出欧元区的同时，却支持同性恋者权利；她也不主张小政府，相反主张慷慨地给予国民（但不包括那些她讨厌的外国移民）更多社会福利，并且还认为没有必要实施紧缩政策；英国独立党(UKIP)领袖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也不反对自由贸易，他希望英国在退出欧盟后与能够与后者达成更自由的双边协议……这使得它们与美国的保守主义南辕北辙。

    与历史上的极右翼不同，除了匈牙利的“更好的匈牙利运动”(Jobbik)之类，新的极右翼政党一般都不再宣扬传统的反犹主义和暴力思想。荷兰的威尔德斯甚至强烈支持以色列，这或许是因为他们认为在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文明冲突中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家是自己的盟友；国民阵线不仅选择了女性领导人，2013年时还将一名侮辱候黑人司法部长克里斯蒂亚娜·陶比拉(Christiane Taubira)的候选人驱逐出党，以显示该党洗刷历史上的反犹太人和种族主义政治污点的决心。

就连发动于特岛恐怖袭击的布雷维克也鄙视新纳粹主义，在他看来，它与共产主义和伊斯兰属于同一类。

    当然，尽管马琳•勒庞在柔化国民阵线的形象上付出了很多努力，但它仍然无法摆脱根深蒂固的极右翼色彩。调查显示，在法国普通民众中，认为穆斯林“像其他人一样”是法国人的比例为65%，而在国民阵线支持者中，持相同观点的仅占21%。此外，约有51%的国民阵线支持者称不希望犹太人成为法国总统，28%的人不希望接受犹太医生的治疗。

    但正是这层更加“民主”、“平等”的新外衣，使得这些长期以来的极其边缘化的极右翼政治势力如春雨润物般地进入欧洲政坛主流。

2000年奥地利自由党进入该国联合政府时，欧盟曾为此对奥地利采取了制裁措施，拒绝接纳其外交官。2002年让-玛丽·勒庞进入总统大选最后一轮，曾经让法国和欧洲大惊失色。眼下，看起来仍然没有任何一个极右政党有望在欧洲各国的大选中夺得政权，但它们的影响力已经大到足以影响政治辩论的程度。马琳·勒庞也许不能当上总统，但她也正在推动整个政治讨论向右翼方向发展，让国民阵线的观点在法国和欧洲其他地方正当化。长远来看，这将重塑欧洲的政治格局。而一旦经济或社会领域更大的灾难爆发，20世纪上半叶的幽灵便有可能重新浮现。

随着2014年5月欧洲议会选举的大获全胜，这些来自欧洲各国的志同道合者正踌躇满志地计划组成一个个跨国的政治联盟（议会党团），这使得传统主流政党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为了讨好国民阵线的支持者，中右翼的萨科齐不得不承诺要求新移民必须先通过“法国价值观”考试，他提议成立一个两党议会委员会以调查可能存在的情报失误，并增加在街头执勤的佩枪警察的数量。他表示，若有任何伊斯兰教领袖散布不符合共和国利益的观念，法国就应将其驱逐出境。同样，保守党籍现任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曾讥讽英国独立党是一群“疯子、怪物和隐蔽的种族主义者”，但由于它在地方选举中获得了超过20%的选票，卡梅伦首相如今感到有必要通过立法阻止更多外国人前来……

眼下，就连《申根协定》（Schengen Agreement）都受到了显而易见的威胁。

    历史将会告诉我们，2014年5月的欧洲议会选举究竟只是一段短暂的插曲还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在那场28个成员国的4亿公民被号召参加的堪称世界上最大规模——同时却最不被重视——的选举中，“反泛欧主义”政党（Euroscepticism）政党一举囊括了四分之一的欧洲议会席位。而他们积极参加欧盟选举的目的，恰恰是为了杀死这头“欧洲怪兽”（荷兰自由党领导人格尔特•韦尔德斯语），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英国独立党和法国国民阵线分别获得了各自国家国28%和25%的选票，高居本国第一，将老牌的工党、保守党和人民运动联盟、社会党抛在身后；在德国，成立仅一年的“德国另类选择党”（Alternative for Germany，该党的宗旨是反欧元）以7%的支持率赢得7个议席；在丹麦，反对移民的极右翼的人民党（PP）获得27%的选票；在匈牙利，前文提到的“更好的匈牙利运动”（Jobbik）获得15%的选票；在荷兰，自由党（DFP）获得的议席高居第二；在希腊，新纳粹政党“金色黎明”以9%的支持率位列第三……

这些形形色色的欧洲“造反派”的诉求经常大相径庭，但与美国茶党的共同之处是，他们都很愤怒，都向往更单纯的时代，都认为权力中心充斥着腐败专权的官僚……除此之外，他们大多都来自受挤压的文化程度比较低的中下层民众。经济衰退、大规模失业（尤其是年轻人口失业）以及为应对债务危机而实施的紧缩政策成为他们不满和愤怒的来源，他们将这些归咎于全球化和移民。而作为一体化的象征，欧盟则是出气他们的靶子。

    以欧盟创始成员国法国为例，2003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三分之二以上的法国人认为全球化是“灾难性的”；只有41%的法国人表示仍然支持欧盟。当然，不出意料的是，希腊人和意大利人比法国人更不相信联盟的好处。

但这不过是为自身的问题寻找一个替罪羊而已，欧洲历史上到处都是替罪羊的尸体——从犹太人到共产主义者。事实上，如果仅就进出口总量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来看，德国是欧洲国家中“全球化”程度最高的，但它恰恰是经济最繁荣、财政赤字和失业率最低的欧洲国家。

因此，对于极右翼党派在去年5月欧盟选举中的胜利，德国总理默克尔呼吁法国等国政府需要通过促进经济成长、就业和竞争力的政策来挽回投票人的支持。“我认为，专注于竞争力、经济成长和就业，是化解失望情绪的最佳途径。”

但这需要这一代的欧洲政治家像他们那些高瞻远瞩的前辈一样，拿得出既鼓舞人心、又令人信服的心的愿景来。毕竟，同欧洲经济共同体创立之初相比，60年过去之后的世界和欧洲早已面目全非，新的时代需要新的应对。

与此同时，挪威于特岛和法国《查理周刊》的两幢重大恐怖袭击案还警示有抱负的欧洲政治家，必须特别需要重视各种边缘群体在全球化时代的挫败感，努力通过教育来提高国民对民粹主义的免疫力。

    写于2015年2月17-26日，发表于2015年3月2日出版的《经济观察报》“观察家”版；链接：http://epaper.eeo.com.cn/jjgcb/20150302/index.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