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悲剧（下）——从移民困境看欧洲政治的失败-生于六十年代-财新网

放在今天的视野里来看，《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不像是一块奠定更大规模经济一体化和政治统一的基石，倒像是上一代不切实际的欧洲主义梦想家们的一声绝唱。

直到不久之前，宁静富足的欧洲还被奉为一种崭新国际秩序的典范——它从商业融合入手、由易及难，化解了欧洲大陆上业已存在了数百年的民族宿仇和政治积怨，第一次真正践行着伟大的启蒙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200年前规划的“永久和平”。以至于有人说，相对于个人主义色彩浓厚的“美国梦”，世界上现在又多了一个更具群体性的“欧洲梦”：即不同的宗教、民族和国家可以不通过战争而和平地融为一体，它们既享受着人类团结的同一硕果，又保持了各自独立的多元特质。

1991年底签订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将历时40年的欧洲一体化进程推向了高峰，它不仅宣告了具有政治联盟性质的欧洲联盟（European Union，简称EU，其前身是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立，更是孕育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跨国法定货币——欧元。对当时的条约签署者们而言，这不过是欧洲各个现代民族国家放弃一部分主权、逐步融入一个后现代的超主权共同体的第一步。随着过去的零和游戏变成现在的正和游戏，这种主权集中的进程会持续下去并不断加快，直至一个“欧罗巴合众联邦”的破壳而出。

今天回头再看，当初那些坚不可摧的乐观信念更像是理想主义者的天真呓语。虽然欧盟成员国数量在随后的20多年里扩大了一倍，并覆盖了东欧前共产主义集团的大部分国家，但自《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以后，一体化的深化进程便告停滞；2005年《欧盟宪法条约》在法国、荷兰等多个欧盟创始成员国遭到否决，标志着这一进程开始逆转；而2010年以后爆发的欧元区债务危机，则仿佛预示着它无可避免的失败命运。

如今，欧洲不再是榜样，而变成了问题。

然而，在未来的历史上，过去60年究竟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还是一段旧世界的插曲？答案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掌握在现在这一代人手里，这将是对他们胸怀、勇气和智慧的考验。

一．

我在本文的中篇（《欧洲的悲剧（中）——右翼民粹主义的反击》，见 2015年3月2日出版的《经济观察报》“观察家”版）中已经概述了法国国民阵线、芬兰“正统芬兰人”党、希腊“金色黎明”党、英国独立党、荷兰自由党、奥地利自由党、匈牙利Jobbik等这些20年前极为边缘或根本不存在的极右派政党的崛起以及它们对欧洲政治版图和政策议题的改写。但实际上，这仅仅是欧洲政治日益民粹化和两极化的一个侧面，在它的另一面，极左翼政治势力正以同样的势头瓦解着欧洲一体化的基础。

在2012年4月的法国大选中，首轮得票超过10%的托洛斯基派老共产党员、“中国模式”的推崇者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 誓言要终结全球化；在稍后举行的意大利大选中，前喜剧明星贝佩•格里洛(Beppe Grillo)领导的“五星运动”(Five Star Movement)几乎使政府陷于瘫痪；而在问题缠身的希腊，亚历克西斯•齐普拉斯(Alexis Tsipras)领导的左翼激进联盟(Syriza)在2015年初的大选中成功上台执政，正如人们之前担忧的，它的反紧缩口号随即在已是脆弱不堪的欧元区掀起了一轮新的危机……最近几年里，一个接一个欧洲国家政府变得岌岌可危，有些甚至被放倒。传统上处于温和中间的主流政党为了能够保住继续执政所需要的选票，现在不得不花越来越大的力气去争取——很多时候其实是迎合——来自左右两个极端的激进民意。

在2014年5月举行的那场引发政治“地震”的欧洲议会选举中，拥护一体化的中左翼和中右翼政党——其中包括卢森堡前首相、新任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领导的中右翼欧洲人民党、欧洲议会议长马丁•舒尔茨(Martin Schulz)领导的中左翼社会党、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所属的中右翼基督教民主党和意大利总理马特奥•伦齐(Matteo Renzi)所属的中左翼民主党等——虽然依然控制了751个欧洲议会席位中的约70%，但这些主流政党丢失了大片地盘。相反，疑欧派和反欧派的议员人数翻倍增长，其中极右翼和激进左翼团体赢得了约四分之一的席位，尽管可能尚不足以阻挠欧盟立法，但却获取了更大的政策话语权。

而正如我们已经在本文的中篇中已经看到的，在欧盟最重要的三大国中的两个——英国和法国，极端派政党力压老牌大党，夺得了最多选票。

此外，仅有43.1%的投票率还明白无误地说明了欧洲民众的失望情绪。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在投票结果公布后的电视演说中称：“这样的投票结果是对欧洲的不信任。”欧洲议会议长舒尔茨则对媒体记者说，“这对于欧盟来说是糟糕的一天……这些投票人并不是极端主义者，他们只是已经失去了信任和希望。”

这样的低投票率进一步放大了极端派政治势力的声势，而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未来欧洲政治将会遭遇反体制派的史无前例的挑战。

来自左右两个极端的声音在用同一个嗓门大声叫嚷着：“停下世界的车轮，我们要下车！”“让我们从世界撤离！”

除了反对欧洲一体化以外，一般说来，这些极端派也都反全球化、反移民（这三者是一体的，不过20世纪后期以后的极左派反对移民和全球一体化，鼓吹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也许会让坟墓中的马克思都觉得受到了背叛！），当然，现在还要加上反财政紧缩。他们希望重新关闭本国边境，并把跨国公司和跨国机构赶出自己的国家……他们中的许多（主要是极左派）也反美——梅朗雄希望法国退出西方同盟，Syriza则主张亲近俄罗斯，齐普拉斯当选希腊新总理后会见的首位外宾便是俄罗斯大使，希腊随即明确反对欧盟对俄罗斯出台进一步制裁措施……他们的目标是终结欧盟、解散北约、退出全球秩序……简言之，将世界的时钟拨回到二战以前的20世纪上半叶。而他们最具煽动性的嘹亮口号便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权，他们宣称要在全球化大潮的冲击下从华盛顿、布鲁塞尔——用马琳•勒庞的话来说，就是“非经民主选举产生的外国技术官僚”——以及华尔街“夺回对自己命运的控制权”。

然而，面对这股上世纪60年代“青年造反”运动以后来势最为凶猛的反体制浪潮，今日欧洲的政治精英们不是正焦头烂额地应付本国国内的乱摊子（如英国首相卡梅伦），就是深陷一种自我贬损的失败主义氛围中难以自拔（如法国总统奥朗德）。在他的社会党在去年春天欧洲议会选举中遭遇空前惨败之后，奥朗德哀叹道：“欧洲已经变得模糊不明、遥远，而且基本上令人费解；即使对政府而言也是如此。”虽然奥朗德誓言“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但他自己的不得人心以及前总统萨科齐领导的中右翼阵营内部的混乱不堪，使得他们似乎只能听任严峻的政治形势向更坏处滑落而束手无策。

当欧洲最需要政治家们拿出振奋人心的行动纲领、推动适应时代的重大变革之时，他们却在抱怨自己生活在“反政治”时代、做任何“对的事情”都只会得罪选民……仿佛这样就能逃避自己身上的责任。放眼当下的欧洲，别说是撒切尔、科尔或密特朗那样胸怀大志的政治家，就连萨科齐和贝卢斯科尼这样稍稍拥有一些个人魅力的政治家都几乎难以寻觅。

如果说选举中把票投给边缘和极端政党还算是一种“愤怒政治”的情绪发泄的话，那么。相互作用的政治家们的无力感与民众的绝望情绪则更加令人不安。一位英国专栏作家在与一些法国民众闲聊时吃惊地发现，面对经济低迷和各种极端思潮的兴起，许多老百姓甚至都已经不再表现出应有的怨气和愤怒，人们的普遍情绪是“你又能做什么呢？”

一些欧洲主流政党和政治精英甚至可能已在为一场预期中的灾难作心理准备——在法国，有人正在忧心忡忡地想像着马琳·勒庞入主爱丽舍宫后的国家前景；在英国，卡梅伦的一位重要阁僚、文化大臣贾维德（Sajid Javid）最近对媒体说，如果英国退出欧盟，自己“不会掉一滴眼泪”……

但命运的钟声并不会因为人们的逃避就停止敲响，前景是越来越清晰的：正像极左派政党Syriza在边缘小国希腊的选举中胜出又一次撼动了欧元区一样，在欧盟的两个支柱国家，如果国民阵线赢得下一届法国大选、而英国公投的最终结果是对布鲁塞尔说“No”的话，那么这一拥有60年历史、28个成员国的人类历史上首个超主权政治经济共同体的解体几乎就是宿命。届时的欧洲或许暂时还不至于回到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战决的上世纪上半叶，但贸易保护壁垒、人员流动限制的回归以及四分五裂的各主权国家的国际影响力的进一步衰落……则将是必然的。说起来真是具有讽刺意味，英国独立党和法国国民阵线竭力想要摆脱“布鲁塞尔控制”的最重要的诉求之一恰恰是提高“独立自主”的英国和法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二．

与很多人的预期截然相反且非常令人费解的是，传统上更为国际化的政治力量——欧洲的左翼政党不仅没有从肇始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获益，反而在那场全球社会主义运动苦苦等待了百年之后才迎来的资本主义矛盾大暴发和市场大崩溃之后，变得更加立场尴尬、面目模糊，难有立锥之地。

我在本文的中篇中曾经提到，相比于美国，欧洲的政治光谱历来要偏左得多。然而，自2008年到2012年的4年间，从大不列颠到伊比利亚，甚至直到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最坚固的大本营——斯堪的纳维亚，欧洲的主流左翼政党（英国工党、西班牙工人社会党以及许多国家都有的社会民主党）一个接一个地丢失政权。在举世公认的最成功的“福利国家”瑞典，能干的约翰·弗雷德里克·赖因费尔特（John Fredrik Reinfeldt）不仅成为二战后第一位在完成了四年任期后又成功获得连任的保守派首相，他所领导的温和党还差一点在2010年9月举行的大选中将得票率险些跌破三成的社会民主党一举赶下国会第一大党宝座——这是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从未发生过的事情。

到2012年初，七国集团(G7)中由左翼政党执政的只剩下了美国，而在10年前的新世纪初，欧盟一半以上的国家都拥有一个左翼政府，其中包括德国、英国和意大利。虽然2012年以后左翼的法国社会党和意大利民主党重又夺回了政权，但法国选民投票给“正常先生”奥朗德，并不是拥护他和社会党的政策主张，而是因为厌恶性格乖张的萨科奇；而伦齐之所以能当上意大利总理，更多地恐怕是凭借他那马基雅维利式的政客权谋。

由于左翼运动传统上秉持的国际主义意识形态，它也成为战后欧洲一体化事业得以持续推进的主要政治力量。例如，工党历来被认为是英国国内最强烈的“亲欧派”政党。如今，温和左翼政党在各国的式微则令困境中的欧盟雪上加霜。

左翼政党在选民心目中的失势，首先源于它们所设计和推行的“福利国家”模式遭遇的重大挫折。

自上世纪70年代以后，“福利国家”的高税收、低效率和官僚主义造成了经济增长停滞、人均收入止步不前，失业率居高不下……等一系列严重经济社会问题，并直接触发了撒切尔夫人的“新自由主义革命”。随着欧洲社会老龄化的加剧，未来养老金和健康护理的费用支出将会进一步增加。在疲弱的经济增长大背景之下，这意味着现有的“福利国家”模式注定将难以维系。就连“福利国家”中最成功的瑞典，选民对所谓“瑞典模式”的不满也开始与日俱增，这也成为过去8年中赖因费尔特政府取得显著成功的民意基础。

换言之，在许多欧洲选民看来，以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欧洲左翼在管理经济、应对危机方面是不及格的。它们没有能够兑现在经济改革方面的承诺，有些国家甚至出现了左翼政党执政期间社会不平等反而扩大的窘况。现在，他们想要改弦更张，让右翼来试一下。

更为根本的是，欧洲的中左翼未能与时俱进，适应时代的变迁，这使得它们面临着严重的认同危机和文化矛盾——与半个世纪前相比，左翼脚下的土壤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但它们却拿不出一张新地图。

这里仅举一个例子，同样拿社会民主党来说，在历史上，它们最重要的任务是促进“二次分配”。但在目前的欧洲，这一再分配只能局限在国家层面（只有国家拥有这样的财权），因此很难随着一体化进程的推进也一同推进。这就意味着，在现有条件下，不太可能产生泛欧型的社会民主党。而且，一体化越深入，国家政府就越无力实施再分配，因为个人、公司和就业岗位必定会四处选择最优的地点，特别是“税收洼地”，这会产生大规模跨国转移支付的要求，但它却加剧了已经相当严重的欧盟成员国之间的紧张。

欧洲当前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特征，一是老龄化，二是所谓“后工业社会”。这意味着正在劳动岗位上的工人阶级人数越来越少，也使得那些历史悠久的传统左翼政党日益丧失对劳动阶级的代表性。数据显示，当前，英国工党中仅有13%的成员是技术工人和体力劳动者；在法国，社会党中仅有5%的成员是体力劳动者。从某种程度上看，欧洲的左翼政党已经从过去的工人阶级政党转变为公务员和退休人员的政党，党员的老龄化问题十分严重，对年轻人的吸引力越来越小——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的平均年龄是58岁。

一方面是传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价值的贬值和缩水，另一方面，面对全球化和移民问题等新时代的挑战，欧洲左翼政党很少能够成功打造出一个前后连贯的富有吸引力的政治叙事、或者说愿景，它们像迷失了方向的航船，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陷入失语状态。

而在另一些人看来，这些“当代社会主义者”只不过是位置有些不同的另一群精英分子而已。法国人称他们为“鱼子酱左派”(gauche caviar)，其中最典型的当属3年多前因性侵酒店女服务员而丢掉IMF总裁职位、目前仍官司缠身社会党大佬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有人挖苦说，他与尼古拉·萨科奇所代表的右翼精英的不同之处在于：在享用同样的高级午餐时卡恩会摘掉领带。

这些都进一步导致了左翼政党在欧洲社会基础的动摇和民众信任的流失。

虽然社会民主党在2011年的丹麦选举和2014年的瑞典选举反败为胜，帮助左派重新赢回了北欧，但从更大范围来看，欧洲左翼全面复兴的机会在短期内恐怕是相当渺茫的。

二战以后在欧洲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温和左翼的失败是欧洲政治失败的一个典型缩影，毋庸置疑，它加剧了布鲁塞尔所承受的离心力。

三．

在与50多位外国领导人并肩参加1月11日的巴黎反恐大游行仅仅几小时后，有志于在法国政坛卷土重来的前总统尼古拉·萨科齐就忧虑地对媒体谈到了有关移民和穆斯林的敏感话题。他当然不可能将恐怖主义直接归咎于穆斯林移民，但他认为移民“使情况复杂化”。他在之前就曾表示过，“松懈的移民政策已持续了50年，使得社会融合陷入了失败境地”。在他看来，正是这些原因导致法国社会内部出现了“强烈的”紧张，“从举国团结陷入国内对抗”。

这话说得既有些道理，又有很大的偏差。但不管怎么说，作为民主国家的政治家，萨科齐说出了许多欧洲人的共同心声。随着欧洲的经济表现在全球化时代的相对衰落，欧洲在身份认同和文化问题上变得愈发焦虑和敏感。出生率低、人口老龄化、以及公共财政在支付未来养老金和医疗、教育福利方面所承受的压力，都加剧了这些不安情绪。这样一种思潮正在渐渐膨胀：欧洲（西方）的本土文化正面临被移民浪潮吞没的风险，因为这些移民的出生率远高于本土居民，但却既无法也不愿融入当地社会。

这种民意动向改变了整个欧洲的政治格局，使得极端派政党和反移民政策获得了越来越多支持。

在丹麦，为抵挡来自右翼民粹主义的丹麦人民党的压力，政府单方面决定实行永久边界控制；地中海沿岸国家——如意大利和西班牙——经常抱怨欧盟忽视移民问题，使得他们要背负非法移民带来的沉重负担；法国国民阵线领袖马琳·勒庞之所以支持率一路攀升、并且看起来仕途前景光明，当然也主要是得益于她对移民进行限制的政策主张；在内外交困的希腊，有着可疑的纳粹面目的“金色黎明党”及其追随者不加掩饰地对外来移民使用语言威胁和暴力手段，发誓要“清扫肮脏的土地”；甚至在几个世纪以来素以自由宽容著称于世的荷兰，内阁大臣都在公开谈论，将没有工作的东欧人都驱逐出境是个很受欢迎的想法，尽管这必将遭到欧盟法律禁止……

首先遭到猛烈冲击的是1985年签署的《申根协定》（Schengen Agreement）。当年6月14日，当时的欧洲经济共同体5国——德国、法国、卢森堡、比利时和荷兰——签署了这份协定，欧洲历史上第一次取消了边界。28个成员国中的其他国家后来也陆续加入了该协议，欧盟在唯一的外部边界之内取消了所有内部边境线，实现了人类几个世纪以来的梦想：自由流动。

但自2010年下半年“阿拉伯之春”运动爆发以后，短短几个月内，便有数万来自政治动荡的埃及、利比亚和叙利亚、也门等北非及中东国家的难民（几乎全部是穆斯林）涌入地中海北岸的南欧国家（特别是近水楼台的意大利），寻求庇护和工作。这给欧盟造成了巨大压力，因为贝卢斯科尼的意大利政府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给他们发放临时签证，实际上在很大程度是慷慨地代替法国接纳了他们——因为这些北非国家中的大部分过去是法国殖民地，来自那里的难民大多想要借助意大利这个跳板进入法国投亲靠友。

丹麦率先迈出了第一步，它以反偷渡和反走私为名，无视《申根协定》，在与德国和瑞典交界处恢复临时边境控制。随后，肩负压力最大的法国也在欧盟的消极回避态度面前关闭了边境。迫于各国压力，欧盟委员会后来不得不提议，允许欧盟国家在暂时的、特殊的情况下重新恢复国家边境控制，控制非法移民。

目前，这场关于控制穆斯林移民的战斗仍在进行时中。欧盟边境机构Frontex的数据显示，2014年有27万人试图非法进入欧洲，创历史新高。这些人主要来自中东地区，经由地中海中部和东部进入欧洲，这在当地（特别是法国）造成了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此外，鉴于估计有3000多欧洲人正作为圣战分子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作战，允许欧盟内公民在成员国之间自由流动的申根协定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安全漏洞。欧洲安全部门负责人承认，他们没有什么简单的办法能够封堵这个漏洞。

眼下，德国国内的反伊斯兰和反移民运动也日益活跃。今年初，一个名为Pegida（它是“Patriotic Europeans Against the Islamization of the West”的缩写，翻译为汉语的意思是“爱国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的组织的领导人卢茨·巴赫曼(Lutz Bachmann)因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装扮成希特勒的照片而被迫下台。此前，他还曾公开把移民骂作“人渣”、“蠢驴”和“垃圾”。德国政府已经多次禁止Pegida了在德累斯顿和莱比锡等东部城市组织的示威游行，默克尔等主要领导人也一再告诫民众不要追随Pegida，但这显然远不足以抑制一些人内心对穆斯林移民的恐惧和敌意。

几乎与此同时，法国还展开了另一场战斗——驱逐罗姆人(Rom)。

罗姆人是法国人对吉普赛人（Gypsy或Gypsies，在匈牙利等东欧一些国家，他们也被称为“茨冈人（Tzigane）”）的称呼。官方统计显示，目前欧洲大约有900万至1200万吉卜赛人，其中大多数生活在罗马尼亚，东欧其他国家也有不少。

由于据说近年来罗姆人给法国的社会治安带来了诸多种种问题，法国民众对他们的看法变得越来越糟糕。从2010年夏天开始，萨科齐政府展开了大规模驱逐罗姆人的行动，一个月内便在全国各地拆除了120多个罗姆人宿营地、并驱逐了上千名罗姆人。

为此，萨科齐政府遭到了国内左翼、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和欧安组织、甚至联合国等的强烈批评，但他丝毫不为所动。欧盟委员会负责司法、人权和公民事务的副主席维维亚娜·雷丁(Viviane Reding)将法国政府的行为同二战时期维希政府驱逐罗姆人作对比，并警告要将法国告上欧洲法院，但萨科齐反唇相讥，建议雷丁的祖国卢森堡接收更多罗姆人。

在英国，除了应付日益严峻的国内穆斯林极端主义问题，戴维·卡梅伦首相也打响了另一场限制移民的战斗，矛头针对的是来自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的工作移民。

根据欧盟事先确定的法律，从2015年元旦起，罗马尼亚人和保加利亚人将像欧盟其他国家公民一样享有在英国工作的权利。然而，由于近年来英国经济不景气、失业率高涨、社会保障资金压力沉重……许多英国人担心蜂拥而来的东欧移民会夺走自己的饭碗，或者抢食英国的社会福利。于是，随着针对这两个东欧国家的人员流动限制解禁的日期的临近，英国国内要求设立劳工移民配额和上限、以及对雇佣东欧劳工追加额外限制（如要求雇主在雇佣东欧雇员之前先登记，证明自己无法在同等情况下聘用到英国本土员工等等）的呼声日益高涨。

备受压力的卡梅伦政府不得不修改规则，以试图控制东欧移民的涌入。他的主要目标是反对所谓“福利移民”，即那些想要跑到英国享受医疗保险和领取失业救济金而不是辛苦工作的人。“如果人们来英国不是为了工作，而是乞讨、睡大街，他们将被驱逐。”

卡梅伦在英国《金融时报》说发表文章称，上一届工党政府在2004年波兰和其它九个国家加入欧盟的时候没有进行限制是“根本性的错误”，导致远超出预期的大量移民涌入英国。他宣布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新移民入境后最初3个月不能申请失业救济；6个月之后会停发救济金，除非申请者获得“真正”工作机会；新移民不能立即申请住房补助；新移民被发现在街头乞讨或流浪将被驱逐出境，一年内不得入境英国；对于拒绝支付最低工资的雇主，罚金将增加3倍……等等。

卡梅伦还认为，当今的欧盟与30年前大不相同。承认自由流动是欧盟的核心原则，但这不能是毫无限制的原则。因此，欧盟现在英国达成新的协议。他似乎还暗示，这是英国民众在将要举行的全民公决中是否继续支持欧盟的重要前提。

任何人都没有权利来到另一个国家，就只享受福利，却拒绝作出贡献。卡梅伦在这一点上无疑是正确的，他这个原则也获得了法国和德国政府的支持。德国政府承诺，将打击“不公正的社保福利申领”以降低所谓“救济金旅游”（即东欧穷人仅仅为获得德国慷慨的社会福利而移民德国的做法），而法国政府也对临时跨境工人出台了更严格的控制措施。

不过，英国人的担忧和恐惧究竟是基于客观事实的理性判断，还是一种歇斯底里的过度反应，却并不那么容易判断。例如，根据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两国政府的估计，今后5年里将要前往英国的罗马尼亚人和保加利亚人的数量可能仅有英国当局估计的1/6到1/5。

卡梅伦的上述计划受到东欧国家的批评，欧盟就业专员拉斯洛•安多尔(Laszlo Andor)不客气地警告说，英国有可能因此被认为是一个“猥琐的国家”。

四．

就我个人的看法而言，移民问题是当前欧洲政治困境的全方位和最集中的体现，它几乎牵涉到经济衰退、认同危机以及政治失败等各个方面。

历史一再证明，移民有助于传播新思想，推动社会发展。欧洲目前的移民问题，本质其实不在移民本身，而是政策出了问题。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国家，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成功的国家，原因就在于它的熔炉政策的成功——来到美国的移民都渴望成为美国人，而不是在美国建立一个个相互隔绝的“小祖国”。

反观欧洲，那些认为移民太多、或认为向布鲁塞尔让权太多的人，心中多半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政策建议，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并不清楚自己国家到底有多少移民。调查机构益普索MORI (Ipsos MORI)曾要求受访者估算一下出生在外国的英国居民的比例，他们给出的答案平均为31%（真实数字为13%，其中将近一半是学生）；此外，英国最担忧移民问题的地区并不是有很多移民的伦敦，而是几乎没什么移民的农村地区。

历史还一再告诫人们，在艰难或失败的时刻，外来者总是最好的（也最容易被当作的）替罪羊。事实上，不仅穆斯林移民被指责偷走了欧洲的就业岗位，破坏了当地社会和谐和文化凝聚力，来自中国的投资者和出口商也一样不受欢迎。

而近年来的经济疲软让欧洲各国领导人更加缩手缩脚，眼下，在欧洲大陆的好几个国家，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劳动人口处于失业状态。这催生了一种“愤怒政治”。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极端派政客一再对移民和外国人表达愤怒，今天的欧洲却比过去任何适合都更加需要移民。低生育率和老龄化人口意味着，欧洲需要年轻的外国劳工填补经济所需的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的欠缺；陷入困境的欧洲养老金和医疗保险体系也需要移民收入及税收的支持。

因此，问题归根结底依然在政治，而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观念。在布鲁塞尔看来，一国政府不应区别对待本国公民和那些来自欧盟其他国家的公民，这是一项基本原则。但在欧盟的许多国家，人们仍本能地更想在本国（民族）内保持团结，不愿与欧盟其他国家的人民同甘共苦。这种观念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关于移民及福利问题的争论中，还大大削弱了德国、荷兰等北方富国拿本国纳税人的钱为南欧危机国家纾困的意愿。

就拿蹂躏了欧洲长达5年的欧元区债务危机来说吧，其实各国政府是完全能够挽救欧元的，只要他们愿意。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的公共债务总额约为6800亿欧元，这可能的确不是个小数目，但它仅相当于欧元区年GDP的7%左右。通过更高层次的财政融合（例如跨国转移支付或发行欧洲联合债券）来补上这个窟窿、打消金融市场恐慌，在经济和技术层面是很容易的。但问题在于，这在政治上行不通。然而，已经有许多人正确地指出，在尚有足够资源阻止一场风暴发生的时候因为政治层面的自私自利而袖手旁观，听任其发展演变成为浩劫的话，结果将是损失得多得多。

这就是上世纪30年代的深刻教训。从这个意义上说，欧元区债务危机既是经济体系的失败，本质上更是政治体系的失败。

简单地说，一体化推进了60年后的今天，欧洲人依然远没有为政治统一作好准备，因为这需要过去长久以来维系民族国家的那种强大的、自发的忠诚和国民之间休戚与共的信任。过去60年里，不管欧洲的经济（甚至政治）实现了多大程度的一体化，这种共同的欧洲情感纽带并没有因此培养起来。

前任欧洲理事会(European Council)主席、比利时人范·范龙佩(Herman Van Rompuy)曾无数次宣布民族国家已经死亡，他说得很对：“今天欧洲最大的敌人是恐惧，恐惧导致自私自利，自私自利导致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导致战争。”

当然，即便处在60年来最不稳定的时期，现代欧洲毕竟拥有了更为强大的经济和政治上的韧性，也拥有稳固的财富基础，这些都是与20世纪30年代不可同日而语的。但如果欧洲政坛的主流政治家们迟迟不能提供新的可靠的替代选项，那么，极端主义和民粹主义就有可能趁虚而入并再次取得成功。

欧洲一体化是一项停不下来的事业，就像一辆骑行中的自行车。按照当初那些“欧洲之父”们的设计方案，一体化进程中的每一步都是不稳定的过渡状态，都是下一步的基础。如果在某一步上停顿得时间太长，一体化就会不进则退，趋于逐渐瓦解。当下就是这种状况。

从某种意义上看，正如2011年7月发生的于特岛枪击事件给了斯托尔腾贝格和他的挪威一个机会一样，今年初发生的《查理周刊》恐怖袭击事件也给了奥朗德以及整个法国一次反思和调整的重大机遇。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被称为“第五共和国历史上最不受欢迎的总统”的奥朗德居然因为在应对这次事件过程的表现而广受好评，民意支持率也显著上升。

但问题仍然是：接下来呢？

五

我有一个中学女同学，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去了德国，她在亚琛（Aachen，隶属于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Nordrhein-Westfalen）已经生活了十多年。今年她回上海过春节时，我们见了面。

当得知我在写关于欧洲一体化问题的文章时，她对我说：“下次你如果到亚琛来，我带你去马斯特里赫特小城，它就在我家不远。”

我对她说：“上帝保佑！我下次去的时候，德国与荷兰边境没有重新竖立起边检站，检查护照和签证。”

写于2015年3月16-18日，发表于2015年3月22日出版的《经济观察报》“观察家”版，略有删节；链接：http://www.eeo.com.cn/2015/0321/273900.shtml。

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