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3月29日的朴素国葬后，新加坡举国将进入一段艰难而漫长的反省期。

新加坡现任总理、李光耀的长子李显龙在他父亲的悼词中说得一点也不过分：“对新加坡来说，这是黑暗的一周。这些年来指引我们的明灯熄灭了。”

不过，它又何尝不能成为一个前所未有的契机呢？让新加坡人在不再有明灯指引的未来勇敢地自己摸索出一条适合自己的继续前进的道路。就像新加坡最大的反对党工人党在给李显龙的慰问函中说的，“他的逝世标志着新加坡历史上一个时代的结束。”

在铁腕统治新加坡的半个世纪里，李光耀下达过数不清的不容抗拒的命令。其中有一条是拆掉自己生前的住所，理由是维护它需要耗费大量资金，人们络绎不绝前来参观时又会把它弄得乱糟糟的。但现在，悬在这个城市国家上空的最大的一个问号是：李光耀所建构的现代新加坡及其引以为傲的“新加坡模式”在他身后还能完好无损地持续下去吗？还是像他居住过的房子一样随着主人的逝去一同消失在历史中？

“精英治国”的典范

马来西亚一位媒体人曾在东南亚最大的华文报纸《星洲日报》上发表文章感叹：“隔了海峡的大马人眼中，新加坡丰衣足食，政治稳定，治安良好，没有族群冲突。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可以不满意，不满足的呢？”

的确像她感叹的那样，在新加坡，政府把老百姓照顾得太好了，几乎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从社区管理、公共组屋的改建提升、电梯翻新、建有盖走廊以免居民淋雨，到房地产的增值、饮食起居、交通的便利；从教育、人口规划，到养老积蓄、保健、全民运动……都有长远细致的规划。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够像新加坡政府那样投入且高效。

    这就是新加坡留给世人的“保姆国家”的形象，它也是所谓“新加坡模式”的首要特征——

在今日新加坡，8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政府提供的大大低于市场价格的“公共组屋”里，剩下百分之十几（他们多为富裕阶层）则从市场上购买私人开发商提供的商品房。现在看来，这样一套住房政策实际上是比其他方式更有效的一种社会收入再分配手段。

新加坡上世纪60年代末即建立起了全民参与的完善的“强积金”制度，它规定每一个就业者都必须参加，每个参保者将工资的40%存入个人强积金账户，雇主则给以一定比例的补贴。积存的钱由政府进行保守的投资管理，直到该国民退休后向其支付养老金。

    新加坡可能还是当今世界上极少数没有被医疗保障问题所困扰的国家，它的医疗开支仅占GDP的3%-4%，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美国是16%，英国是8%），但它不仅实现了全民覆盖，而且诸如婴儿死亡率、预期寿命等许多指标都远远领先于后者。在政府主导的前提下，新加坡充分强调民众保持自己身体健康的责任，用各种经济和行政手段杜绝医疗资源浪费和官办医疗系统的官僚主义现象。而且，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新加坡就非常有先见之明地预见到，必须将医疗体系的重点从治疗传染病转向慢性病，它当时还周全地考虑到了人口结构变化对医疗服务需求产生的深远影响。据说，“奥巴马医改”在最初设计时就参考了新加坡价廉质优的医疗体系。

在教育方面，世界上可能没有几个国家能够像新加坡那样始如此始终如一地把它放在优先地位，真正实施“教育立国”战略。只用了一代人时间，新加坡就将自己从一个人口中文盲占很高比例的愚昧闭塞的社会提升为全世界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社会之一。

……

    然而，在把国民照顾得如此之好的另一面，新加坡长期以来一直拒绝引入全面的社会福利体系，更坚决反对北欧式的“福利国家”制度。政府认为，这会推高商业成本，阻碍外部投资进入。新加坡社会保障制度是以“不养懒人”为基本出发点的，因此它没有设立最低工资制度和全覆盖的失业保险。近年来反对党政治诉求的着力点之一便是更高和更完整的社会福利政策，他们批评新加坡已经有了一流的经济，却只有三流的福利。

但总的来说，这套体系是成功的，它高度仰赖于一个具有长远眼光且清廉能干的政府。在许多地方，如此大规模的政府介入，不滋生政府的贪污腐败、官僚主义和民众的道德风险，是不可能的。

    容易为人所忽视的是，新加坡虽为弹丸之地，但却是一个种族、宗教和文化多元复杂的社会。因此，如何维护族群和谐、保证社会稳定一直是新加坡的头等大事。李光耀认为，消除种族间的经济差距，特别是消除华人与马来人之间的贫富差距是重中之重。为此，独立以后，新加坡政府对马来人采取优惠的政策，提供他们更多上学、就业的机会，努力使他们尽快富裕起来。

与此密切相关，语言问题一直是萦绕在李光耀心头的第一位政治问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关系到“新加坡的存亡”。这个独立时只有200多万人口的城市国家，有着多达四种主要语言——华语、英语、马来语和淡米尔语（印度）。在李光耀看来，不妥善地解决语言问题，想要将这200万人团结在一起，建立共同的国家认同，是不可能的。在李光耀及其人民行动党的领导下，新加坡用30多年的时间，成功地将身处东方的自己改造成为一个英语为第一语言，华语为第二语言，同时又不偏废其他母语的教育和使用的国度。而在这个过程中，著名的《吴庆瑞报告书》居功至伟。在1986年底最后一所华语学校关闭之时，新加坡能够通过英语会考的学生只有不到一半。而30年后的今天，这个比例提高到了将近90%。现在回头来看，英文教育的普及不仅有利于族群融合，对新加坡的开放型现代经济体的建设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据财新传媒《新世纪》周刊披露，新加坡现任总理、小时候在华语学校就读的李显龙在2014年春节期间接受财新传媒总编辑胡舒立女士专访之前曾明确要求采访使用英语。他一再强调：“我们是一个多族群社会，大部分人口是华人，但我们并不认为自己是中国社会。我们的……工作语言是英语。……我们非常强调机会平等，对所有族群一视同仁……我们希望的是所有群体能够和谐地在新加坡生活。”

1991年1月，新加坡政府发表《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提出并倡导五大共同价值观：“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助，尊重个人；求同存异，避免冲突；种族和谐，宗教宽容。”客观地说，在一个宗教、文化、种族、语言等各方面都高度异质化的社会里推动融合，半个世纪以来全世界可能没有比新加坡做得更好的。

简言之，在新加坡，老有所终、幼有所养、人人受到良好的教育，青壮年各尽其能，社会上的一切都那么井井有条……差不多就是一幅古代儒家心目中完美无缺的理想社会图景。而所谓“儒家价值观”或“亚洲价值观”，也恰是晚年李光耀不遗余力地宣扬的。

    但这幅理想图景也让新加坡及新加坡人付出了代价，而且未来代价可能会日益难以承受，为了得到这样一个繁荣稳定、干净整洁、光彩照人的“天堂”，新加坡人必须放弃相当一部分个人自由，无条件接受人民行动党政府指定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

    许多人都知道，在新加坡，口香糖至今仍受到禁止，理由是它会破坏城市环境；乱扔垃圾和上完厕所不冲水的人，将被罚款；令人皮开肉绽的鞭刑，等待着那些吸毒贩毒以及其他重罪者……政府针对太多事情作出了能做或不能做的细致规定，你最好老老实实照做。

    总之，李光耀治下的新加坡就是专家治国论者的完美梦想。李光耀显然更相信精英，而不是普通民众。半个世纪以来，人民行动党始终牢牢掌握权力，实现并保持了对新加坡的高效治理，靠的也是精英主义这一法宝。

　　不说别的，从新加坡执政者的身份就能看出这种精英主义的两大特征：第一，他们的执政时间都很长；第二，他们出自一个相对狭窄的小团体。

1990年李光耀不再担任新加坡总理后，将这个职位交给了他器重的接班人吴作栋。2004 年吴作栋退休后，又将它传到了李光耀之子李显龙手中。这段历史，颇令人联想起台湾民主化以前“蒋中正—严家淦—蒋经国”的承袭故事。

作为新加坡共和国的第三任、也是现任总理，今年63岁的李显龙本身就是按精英主义模式培养出来的一位政治家。他是李光耀的长子，本科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毕业，并在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攻读硕士。回国后，李显龙投笔从戎，在出任总理前，他先后担任过新加坡贸工部长、国防部长、副总理。

    这就是政治评论者经常用“威权”来形容“新加坡模式”的理由。

如同任何事物一样，这种“精英治国”有其高效的一面，例如它有助于新加坡政府排除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的那种民意压力，作出更具长远眼光的政策规划。表现在重要的财政导向上，新加坡政府完全不必迎合水涨船高的民意，因而它从不寅吃卯粮，在过去50年的大多数年份里都有盈余，迄今累积已达4000多亿美元。这是绝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政府不可能做到的。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被人民行动党引以为豪的这种“精英主义”又因为经常无视基本人权而显得冷漠无情，跟不上时代变迁的脚步。最明显的便是政府对反对意见的打压，虽然新加坡的媒体多为私营，创办传媒公司也不受限制，但实际上政府对舆论却控制得相当严，它主要是通过法律手段。如我在本文的上篇中已经提到的，外国媒体经常因批评新加坡政府或其领导人而遭到控告，轻者道歉罚款，重者被赶出境外。

因此，在新加坡，媒体对政府的监督与批评都极为有限。按照西方一些机构的评价，新加坡的媒体自由度与非洲的莫桑比克不相上下。

假民主与真法治

    一些向往“新加坡模式”的中国人经常喜欢援引那里的“一党执政”，这话说得既对，又不对。

    理论上，新加坡是一个多党制国家，政党登记是自由合法的。任何政党，只有赢得议会选举才能上台执政。与此同时，新加坡的选举也相当透明，几乎从未发生过舞弊案。然而在现实中，50年来的每一次选举莫不以人民行动党（People's Action Party，简称PAP）毫无悬念的大获全胜而告终。因此，在新加坡不同与在其他大部分国家，选举（vote）并不意味着选择（choose），它只意味着两件事情：第一，每隔5年重新确认一次PAP的执政合法性；第二，每隔5年提醒一次PAP，它是需要得到选民评判的。

    在“新加坡模式”的支持者看来，正是这种既有压力、但结果又早有定论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选举，使得新加坡政府及其官员可以既保持诚实清廉，又能够无视民粹思潮，心无旁骛地着手明智的长远计划。

    至于在这种有选举的政治制度之下，人民行动党为什么能够长期一党独大、垄断长达半个世纪的执政权？我认为两方面的因素都存在，而且也都很明显。

    正面地看，人民行动党懂得倾听民意，的确是很得民心的。

通过一些法定的机制，人民行动党与基层民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它始终能够了解社情民情，为民排忧解难，也为制定政策提供更加有依据性的材料和信息。在新加坡，部长和议员每周都要定期同选民见面，为大家解决实际问题。在这种被称“meet-the-people session”的固定活动中，为选民可将各种困难和需要帮忙的事项告知议员，议员对选民所关切的事或做出解释，或利用自己对政府部门的影响力帮助解决。2003年底的某个晚上，我曾经到访新加坡的一个社区，遇见一位与我同姓的PAP议员正好走访社区活动中心。那天晚上下着蒙蒙细雨，这位陈姓议员是孤身徒步走过来的，没有随从，随后站在那里与几位年长居民聊天，态度诚恳殷勤，令我印象深刻。

    更重要的是，人民行动党是一个非常开放的组织。社会所有的社会精英，只要在某个领域中做得出色，都有可能被人民行动党主动吸纳进入党内和政府。用“求贤若渴”来形容PAP对优秀人才的网罗，可能是不为过的。反过来说，人民行动党的人才选拔机制也是系统、严格和制度化的。因为这是一种开放性的一党独大，所以就确保了它能够做到与时俱进。，在奉行精英主义路线方面，PAP做得彻底而成功。

    不过，负面地看，这体现了新加坡政治竞争的不公平，也是它备受争议的“威权”体制的重要特征。

因为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几乎垄断了新加坡的政治资源，并掌控着这个国家的许多其他重要资源，它可以调动各种手段去打压反对党。事实上，它也的确毫不犹豫地这么做了。新加坡对于公民的集会、演说等政治活动都有极为严苛的管制，对选举期间的造势活动和媒体宣传等也都限制重重。由于PAP在议会中拥有绝对优势，它往往能够轻而易举地修改宪法和其他法律，使得选举有利于自己而不利于反对党，其中包括选区划分、竞选时间限制等等。其中关于最有特色也最富争议的“集选区”制度，我将在下文中详细交代。

    最令人难以接受的是，在每一次选举之前，人民行动党都从不讳言将对反对党胜选的选区予以“惩罚”，例如取消和减少福利补贴、冻结市政基础设施改造工程等。新加坡政府总是理直气壮地宣称，“政府有责任首先要照顾好支持自己的选民”。放在所有西方国家，这类威胁性的竞选话语恐怕都构成了严重的政治错误，甚至是违宪。此外，政府还经常以“诽谤罪”等为名对反对党领导人发起法律诉讼，将他们清除出议会，乃至投入大牢。历史上曾经有多位新加坡反对派政治人物因此倾家荡产、锒铛入狱，或者被迫流亡他国。

    但李光耀一点也不在乎人们的批评，他不仅并不欣赏西方式的民主，而且也从不遮掩这一点。在2008年的一次演讲中，李光耀说：“许多人问，‘为什么你们不开放体制，然后会有两个大党，总有一个政党随时准备掌权呢？’……这种说法我一刻也不认同！”原因是：“我们没有那么多人口来确保一直有一个顶级团队，同时还有一个备选的顶级团队。我尝试过，那是不可能的。”

    还有一次，他告诉一位传记作者：“我认为，一人一票……不是最终归宿。”李光耀似乎认为，政治竞争对于自己一心想要打造的“好政府”是不利的。

    对于“新加坡模式”的批评者来说，新加坡的这种政党制度和选举制度仅仅是专制威权实质之外的一块遮羞布。但对于“新加坡模式”的拥趸而言，这些恰恰是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发展和创新，是“西方现代政治经济制度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天衣无缝的嫁接”。并且，它还有力地证明，世界各国应当根据自己的国情走出适合自己的完全不同的“民主”道路。

在经济上，新加坡一方面注重周密的国家规划（其中包括城市规划和产业规划），并建立了不少国有企业（在新加坡一般称为“政联企业”），其中包括享誉世界的新加坡港务公司、新加坡航空公司、星展银行、凯德置地、新加坡电信等。另一方面，新加坡实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和低税负、开放性的经济政策，严格保障私人产权、自由竞争，鼓励资金和人才进入新加坡。新加坡的国有企业大多由政府通过淡马锡和其他机构以出资占股的方式间接控制，其中有许多是上市公司。政府要求它们商业化运作，既不要求它们承担什么特殊责任，也没有给予它们什么特权。因此，新加坡政联企业虽与政府关系密切，政界与商界的流动也很频繁，但总的来看它们还是很好地履行了董事会负责制之下的独立决策，多年来也没有发现有政联企业勾结政府部门，设置行政壁垒，打压民营企业，破坏市场竞争秩序的明显的例子。

    事实上，政治上威权主义的新加坡之所以不同于那些腐败的东方专制国家，或者更准确地说，让新加坡变得与它们不同的，主要不是李光耀一直热衷于宣扬的“儒家价值观”，而是英国殖民统治留下的法治传统。甚至李光耀本人，在很大程度上也更像是这种传统的产物，而非一个标准的儒家父母官。

新加坡政治和法律制度深受英国影响，它的国会采用的是威斯特敏斯特体系。这是通行于英联邦国家的一种议会制模式，具有两院制、行政和立法两权制衡等特点。而它的普通法（或称习惯法）传统为社会经济活动营造了一个稳定的、可预见的制度环境。

    说起对挑战者的压制，虽然新加坡当局借助殖民时期留下的内部安全法令来弹压异议者——该法令以国家安全之名，允许行政单位可以不经审判就无限期拘禁嫌疑人，前社会主义阵线的谢太宝便在从未受到审判的情况下被长期拘押。但更多时候，学习法律出身的李光耀，还是善于通过公开的法律诉讼程序——例如以“诽谤罪”——来扳倒政敌。工人党议员惹耶勒南（J. B. Jeyaretnam）、工人党候选人邓亮洪等许多政坛反对人士都因此吃过大亏。就在上月底，还有一位姓易的17岁少年因为在YouTube上发布视频对，李光耀的去世幸灾乐祸和抨击基督教而被逮捕。以西方的观念来看，这显然是对言论自由的侵犯，但在新加坡，警方对他的处置都是有法可据的，并且这些法律对所有人一视同仁。

这就是新加坡式的法治，用李光耀的话来说：“秩序先于法律，因为没有秩序就不能执法……”

    但若仅从结果看，新加坡的权力运行是透明和受到监督的，否则就不可能有高居全球前茅的清廉度。美国国务院在《2013年人权报告》中谈到新加坡时也承认：“独立观察人士认为，新加坡的司法总体上是公正和独立的，除了一小部分给政府或执政党构成直接挑战的案件。”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上述这种“开明威权”是整整一代新加坡人接受了的一份契约：他们自愿（或无奈地）放弃了很大一部分权利，换取了一个高效政府的良好照顾。

“新加坡模式”能够复制吗？

    可能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新加坡模式”在除西方以外的全世界许多地方赢得了强烈而持久的兴趣，而它对转型中的中国的特殊魔力就更加不足为奇了。这不仅是因为李光耀的华裔血统及其积极推销的“亚洲价值观”，更具吸引力的是它将政治上的排他垄断与经济上的自由繁荣、一党体制与廉洁高效……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就像它神奇般地将民族特性如此差异巨大的华裔、马来裔和印度裔人民团结在一起那样。

因此，作为“新加坡模式”的人格化代表，李光耀在中国所享有的名望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一位外国领导人，甚至几乎可以同毛泽东和邓小平相比。为了在第一时间抢先发布李光耀逝世的新闻，中国官方媒体还在他弥留之际闹出过乌龙，以至于惊动了新加坡总理府专门出来澄清，这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他在中国人心目中的份量。

当然，关于李光耀，中国社会当下其实存在着三种完全分裂的评价——对于无头脑的“愤青”民族主义分子，李光耀因为积极怂恿美国“重返亚洲”以制衡中国而背上了“数典忘祖的民族败类”的恶名；而在激进自由派眼里，李光耀作为一个压制民主的独裁者应当受到历史的审判；对当局来说，李光耀是一个令人自信心倍增的榜样，他雄辩地证明了一个国家在非西方的政治制度下也能成功实现现代化。新华社几周前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概括了中国官方对李光耀的这种肯定：“新加坡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发展奇迹。这一奇迹所产生的影响和意义在于，新加坡所走的道路不是一条西化之路，而是一条坚持自力更生、博采东西方之长的新加坡现代化之路。”

不过，无论从哪个立场出发，李光耀及其“新加坡模式”都是绕不开的焦点。因此，他的离世让许多中国人失去了一面自我关照的镜子。

    可以说，在过去30多年里，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新加坡那样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决策产生过那么大的影响，虽然新加坡如此之小而中国如此之大。以至于在一些学者乃至官员心目中，“新加坡模式”差不多就是中国改革的终极目标。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李光耀的关系非同一般，他们两人之间有着一种深层次的相互理解和欣赏，可谓惺惺相惜。据当事者回忆，可能正是邓小平1978年的那次出访新加坡，启发了他发动改革开放的灵感。自那以后，每一代中国主要领导人都与李光耀保持了亲密的私人友谊，现任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也曾多次拜访李光耀。

    过去20多年里，中国每年都会派遣大批官员到新加坡培训，学习“新加坡模式”。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自1998年其开设专门针对中国中高级官员的硕士课程，它来被称为“市长班”。多年来，仅南洋理工大学一家就培训了超过1.3万名中国官员，它与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一起被戏称为中共的两个“海外党校”。据估计，从1990年至今，已有超过3万中国官员前往新加坡考察访问。

    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的长期一党执政，是一个将“绩效合法性”发挥到极致的例子，而且至今看起来仍然相当有效。这一点，在中国的决策者视野中可能是十分具有启发价值的。财新传媒最近的一篇社论直言，2013年以来，新一届中国领导层的改革手法，也颇有新加坡的影子：一手加大市场在经济中配置资源的程度，另一手全力整治腐败，打造廉洁队伍。新加坡的服务型政府、精英型政党、加大执政党与民意的沟通、塑造集体大于个体的儒家价值观等，被视做可以绕过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实现长治久安的替代方法。

    同样地，世界上也没有第二个外国领导人像李光耀那样了解中国和中国领导人。自1976年起，李光耀总共访问过中国33次，见过毛泽东以及以后的所有中国领导人。作为中国领导人对他的高度评价的回报，李光耀也从每一位中国领导人身上发现了许多值得赞扬的优秀品质。他是邓小平的崇拜者，评论他的政治成就“几乎是完美无瑕的”。他曾对邓小平说：“如果你生在新加坡，注定也会成为领导人，而如果我生在中国，那么大概走到一半就走不下去了。”他还将中国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比作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称他有“宽阔的胸襟”，并充满信心地对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表达了希望。

凭借着与生俱来的政治天赋，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西方人对中国普遍感到悲观失望的时候，他就比任何人都更早地预见到了中国的崛起。他对中国领导人说，新加坡人多是中国偏远闭塞的南方渔民的后代，中国的精英都留在了中原，既然新加坡都能发展好，中国没有理由会差。这话既有恭维成分，又带一丝讽刺，但亦不失真诚。近年来，他不仅总是能够在北京与华盛顿之间左右逢源，而且还努力地试图居中牵线搭桥，有时也颇有收获。然而，当一些西方观察家认为中国终有一日将会走上一条与西方类似的所谓“普世道路”时，他又断然予以否定。

由于这种对中国的深刻认识以及实用主义态度，新加坡可以说自始至终参与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并在中国一步步攀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进程中收益良多。目前，在东盟国家与中国之间的4000亿美元贸易总量中，新加坡这么一个小国就占了四分之一，其余大多数也是经由新加坡转口的。而且，新加坡的银行承担了这些贸易融资的大部分。此外，新加坡现在还是香港之后的全球第二大人民币离岸中心，人民币在新加坡的贸易结算、贸易融资中的比例越来越高……

    当然，关于“新加坡模式”能不能为中国提供一个范本的问题，在中国国内向来存在着激烈争论。

反对的理由认为，新加坡与中国的体量之比就像蚂蚁与大象，而且这还没有将中国的地区差异及复杂性考虑在内，它已经注定了“新加坡模式”是很难在中国大面积复制的——或许只有在上海这样的城市勉强行得通。显而易见的是，小国容易形成决策共识，政策推动及其执行效果相对而言也容易会立竿见影，出现问题时调头也容易。就连李显龙自己也认为，中国的情况和新加坡很不一样，中国比新加坡大太多了。新加坡只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小城市的规模，光一个上海的人口就是新加坡的四到五倍。“我们在新加坡所做的很难在中国推广。”

    就拿中国官员最津津乐道的新加坡的“高薪养廉”来说吧，新加坡公务员的薪酬水平高居世界前列，这的确没错。例如，在最近一次改革之前，总理李显龙的年薪超过300万新加坡元，是世界上薪水最高的政治家；部长的年薪多在200万新元，而全职议员每月津贴也约有1.5万新元，相当于新加坡家庭收入中值的三倍。

    如此冠绝寰宇的薪俸确实也很好地起到了“养廉”的功效。透明国际历年公布的廉洁指数榜单上，新加坡在大多数时候排在前5名以内，有些年份甚至高居第一。但20世纪50年代以前，新加坡曾是一个腐败肆虐的国度。经常口无遮拦的传媒大亨鲁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谈到新加坡时也赞不绝口：“这是你能找到的最清廉的国家。”

所以，李光耀曾非常自豪地说：“什么才重要？是第一世界政府，或是由第二世界政府配上第一世界反对党？……从1963至1981年，完全没有一个反对党议员，行动党也没陷入腐败，非常尽责，也带领新加坡达到更高水平。”而在2013年出版的《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一书中，他还解释说：“要想找到能力超群、敬业奉献、正直廉洁以及愿意把年富力强的人生阶段奉献给国家的人，并且让他们参与风险系数很高的选举过程，那么我们给我们的部长提供的待遇就不能太低，我们不能告诉他们：他们唯一的回报就是社会对他们所做贡献的赞誉。”

    这就是李光耀最富争议的计划之一，他认为，只有支付堪与私营部门相比的高薪，才能把一流人才留在公务员体系中。现在看来，这套做法是成功的。英国政府及教育专家迈克尔•巴伯爵士(Sir Michael Barber)称：“以我的经验看来，新加坡公务员体系的素质标准几乎是无可匹敌的。”

事实上，人民行动党党员的标志性衣着便是整齐的白衣白裤，它象征着一尘不染的廉洁。

但经常被中国官员有意无意忽视的是，第一，新加坡的政府极其精简，至于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其中央党部仅有十几个领薪的全职工作人员。第二，新加坡官员的薪酬是彻底货币化的，贵至部长们，除了薪水外没有其他特殊福利，他们需要自己开车，自己买房子；第三，高薪背后是绝对的高要求，新加坡的高级官员无一不是通过教育选拔和竞选历练脱颖而出的精英型人才。从很大程度上说，这也是人民行动党多年来在选举中能够不靠舞弊做票稳稳胜出的重要原因之一；最后，新加坡还有一整套严密的公务员选拔、考核、监督制度和程序，以及严格透明的财产申报制度，在惩处贪腐官员方面也是毫不手软、不偏不倚。

但这套高薪养廉的体系近年来在新加坡也日益引发争议和批评，就连李显龙自己也承认这里存在两难：“如果付给公务员高工资，可能引起公众的反弹，因为在公众看来担任公职应当做出一些牺牲。这在一定程度上有道理，可是如果牺牲太大，体系就很难正常运转，高标准也不容易……这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如果这在新加坡都是有难度的，那么在中国就更加可想而知了。

结语

世界上有很多国家都想效仿新加坡，但新加坡注定将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说，“新加坡模式”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模式”，因为它的良好运转高度系于李光耀一身——很少有领导人能像李光耀那样强烈地将一个国家打上个人自己的人格烙印，这也是世人对李光耀身后的新加坡怀有担忧的根源。

其实，对中国来说，真正有启发意义的可能不是“新加坡模式”，而是“新加坡精神”：即人民行动党以及全体新加坡人挥之不去的忧患意识以及在主动变革中求得生存的与时俱进的精神。

此外，还有新加坡对法治政府的执着追求，不管它是通过何种路径实现的。正如李显龙在接受财新传媒专访时对中国的寄语和建议：“中国增长潜力很大，中国有能量，有决心，人民有智慧，渴望发展。但是在针对既得利益的体制改革中，政府需要透明、坦诚，这样才能缓解社会矛盾。”“我们在新加坡所做的是制定严格的法律，建立透明的体系。

    写于2015年4月8-15日，发表于2015年4月20日出版的《经济观察报》“观察家”版，有删节；见报标题：“新加坡模式”能够复制吗？；链接：http://www.eeo.com.cn/2015/0418/27505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