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最知名的财经媒体人，胡舒立女士多年来针对中国股市发表过不少观点。但令人悲哀和多少有些不解的是，胡舒立的观点几乎总是被解读成一种“唱空”、乃至呼吁打压市场的声音。这使她得罪了许多投资者，而他们原本应该是她所在的媒体的首要服务对象。

    当下牛市一路高歌猛进的背景下，胡舒立在 4月27日出版的《财新周刊》发表题为《“疯牛”有害无益》的社评文章，对目前财经界和媒体界一些人士鼓吹的“通过牛市来提振中国经济”的论点提出了批评，并认为，倘若一味为当前股指涨势喝彩背书，使其变为一头“疯牛”，它不仅解不了实体经济之困，还可能激化既有深层次矛盾，自身沦为一个风险莫测的“风暴眼”。

    一点也不令人吃惊的是，这篇文章再次引发了那些正兴冲冲地准备在大牛市里大干一场的股民们的不满。其实，这样的情形早已不是第一次了。2008年4月，当上证指数在半年里从6000多点的历史高位一路狂泻至3500点以下时，胡舒立也曾因为一篇反对政府救市的评论文章而招致轩然大波。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我当时的同事、《东方早报》评论员袁幼鸣曾撰文激烈抨击了胡舒立的观点。而陷于深套之中的股民的反应自然就更加愤怒了，我所耳闻的最离奇的一种阴谋论是：胡舒立代表了高盛等海外机构的利益，她发表上述“反救市”言论的背后动机是打压股价，以助QFII投资人用更便宜的价格吸进筹码。

    股民的这种反应折射的是一个更为深层的问题：媒体应当与市场——其实也适用于整个社会——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在中国，这个问题的答案贯彻着两种截然不同的逻辑。

    熟悉中国股市的老股民都记得，25年来，每当行情出现重大波动或转折时，《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都会毫无例外地发出“重要声音”，或是力挺，或是警告。在市场看来，它们绝不是《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评论员个人或报社、通讯社的立场，而是代表了监管当局的意图。用市场行话来说，这是“上层吹风”。在中国特色的“政策市”里摸爬滚打的有经验的股民则会不假思索地将其视为一种“政策指引”。

事实上，这种看法的确不谬。因为就当代中国的正统新闻宣传理论而言，新闻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而党报和国家通讯社则是“喉舌中的喉舌”。民众将《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声音等同于执政党和政府的声音，不仅观念上天经地义，实践中也是行之有效的。在这个逻辑之下，如果媒体发出与投资者利益相悖的声音，投资者自然会茫然、恐慌甚至愤怒。

然而，作为市场化、专业化媒体人中的翘楚，胡舒立不会同意将自己的发言视作与党报和国家通讯社的发言在性质上是相同的。她信奉的显然是另一种逻辑：媒体是社会公器，媒体人有权利、有责任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影响读者，影响社会，乃至影响当局的决策。至于这种努力的最终成效究竟几何？则并不是她考虑的重点。换言之，她并不与公权力或其他利益群体有直接的联系（尽管许多人将她的身份看得十分特殊），所以并不代表任何人——包括当局——发言，她只代表她自己，至多代表她所在的媒体。

我虽不曾与胡舒立直接交流过这个问题，但从过去近20年来她所孜孜以求的专业主义媒体运作的轨迹来看，这一点当无疑问。在我看来，股民们对胡舒立文章的本能反应的根源在于，他们错误地将她与《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混为一谈了。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个人和组织能够成为第二个《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哪怕他（它）有再强的能力。

对我们来说，最值得认真思索的核心问题不是胡舒立想要干什么？她的观点是否有什么“背景”？她的观点代表了谁的利益？……而是胡舒立对中国股市的诊断以及她所开的药方是否有道理？

让我在这里再次简单总结一下她多年来一以贯之的立场和观点，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中国股市是一个典型的“政策市”，政府现在和今后应该做的是合规监管，而不应试图驾驭市场、管控涨跌，那会进一步加深政策市的“路径依赖”，使股市永远也“成熟”不起来。中国股市的未来系于全面深化改革，其重点是IPO注册制以及监管体系的完善……

作为一个将账户损益放在第一位的投资者与作为一个关心中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公民，有时这两种身份之间会产生激烈冲突。因此，我的建议是：关于中国股市，《人民日报》的话和胡舒立的话都应该认真倾听。

    写于2015年5月3-4日，发表于2015年5月7日 出版的《新民周刊》，略有删节；见刊标题：中国股市与媒体声音；链接：http://xmzk.xinminweekly.com.cn/News/Content/55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