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8月26日，是我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纪念日。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产物和代表，这个南海边上昔日默默无闻的小渔村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内拔地而起，迅速成长为经济总量居全国第四位的国际性大都市，是当年没有人会预料到的。 稍微上点年纪的人至今还能津津乐道地回味当年举国上下提到“深圳速度”时的那份激情和憧憬，正是凭借了这种速度，来自五湖四海的“深圳人”实现了属于他们、也属于改革时代的中国的“深圳奇迹”。当然，实际上只要对照一下过去30年来的GDP总量和人均收入，我们就会发现，连同珠海、汕头、厦门在内，与改革开放差不多一同起步的第一批四个沿海经济特区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形成了各自的鲜明特色。

今天，当深圳特区已经步入“而立之年”，举国上下再次朝它投向了热切的目光。就在不久前，国务院原则同意修订后的《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年）》，要求深圳市认真组织实施这份总体规划，逐步把深圳建设成为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生态良好、特色鲜明的现代化城市。但对大多数国人来说，除了关心深圳未来会发展成什么样子以外，他们更加关心的是这样一个特区怎样引领国家的改革开放事业进入新的阶段。

无疑，许多人将希冀的焦点落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探索之上。正如上周末温家宝总理视察深圳时所说，深圳要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做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而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就是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和监督政府行政事务，参与和管理经济、社会、文化事务，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难题。

相比于单纯的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既积极又稳妥地逐步推进。而在推进过程中，寻找到正确的切入口和抓手又是极为重要的。面对当下中国社会的尖锐矛盾和重重困局，应当下大力气推进改革，已是举国上下日益强烈的共识。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随着经济发展带来的不同利益主体的逐渐形成，或许也正因为多年来积累下的社会矛盾以及对它们的不同理解，在今日之中国，对于如何推进下一步改革，人们已经不复有30多年前改革启动之初时高度一致的共识。因此，在这样重要的时间节点上，我们在下一步行动之前，尤其有必要重新厘清改革开放的真义。

在我看来，改革开放，作为一项改变了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伟大事业，并不是一开始就自上而下完美地规划出来的。从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那句“摸着石头过河”的名言中，我们就应当感受到，这是一个在积累经验教训中不断完善的探索前行的过程。但今天再回头总结改革开放前半段的成功历程，我们依然可以从中把握一条清晰的脉络，那就是通过放权和让利来调动全社会创造财富的积极性。改革开放的成就举世瞩目，但它的内涵其实并不复杂，简单地说，实际上就是给老百姓松绑，让他们自由地凭借各自的聪明才智、努力甚至运气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幸福生活，而不是生活在一个样样都由国家说了算的僵化的社会中。

然而，如果我们用这个简单的标准看衡量近年来的许多政策现象和社会趋势的话，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指出，当前不要说政治生活，就是经济领域中仍有许多情况是与之背道而驰的。许多部门和地方出台的政策、营造的环境，皆冠以“改革”的名义，但究其实质，却是借改革之名行反改革之实。它们竭力所为的，不是对下放权，而是更加向上集权；不是向社会让利，而是以各种行政力量从社会中攫取利益；不是拆除阻碍各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性障碍，而是进一步设置重重限制达到行政性垄断……而且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情况令人忧虑地呈现愈演愈烈之势。假如这种趋势得不到遏止和扭转，国家的改革开放事业就会停顿，甚至被葬送。

如果说30多年前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十年浩劫后残留于许多人大脑里的“左”的观念的话，今天进一步将改革推向纵深的阻力则来自于业已形成的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如同我们之前已经提及的，正是因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造成了无数多元的利益主体，再也不是全国人民人人一穷二白的时候。这些利益中有不少很可能正是钻制度转轨中的短暂真空的空子得来的，当进一步的改革将有可能要损害到它们时，它们的代表人群就会试图通过阻止（甚至逆转）改革的推进来保住（甚至扩大）这种利益。而当他们通过钱权交易与公权力结合的时候，就会对改革形成强大的阻力和威胁。

面对这种胶着情势，没有一个头脑清醒的人会认为，进一步推进改革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为了能够更稳妥地突破这种固化的利益格局，我们认为，眼下必须要在最广泛的人群中形成和凝聚新的“改革共识”。只要大多数人有了相同或相近的认识，一小部分既得利益集团是很难螳臂当车的，哪怕他们凭借着多么强大的行政权力。而这种新的“改革共识”的首要前提，就是要回归30年前改革的真义。

写于2010年8月26日，发表于2010年8月31日《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