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许多中国人为恢复昔日大国地位的“中国梦”激动不已的时候，许多西方人却在哀叹，曾经一手缔造了现代世界的英国正在平静地从世界撤退。

《华盛顿邮报》5月21日发表专栏作家法里德·扎卡里亚的文章《英国放弃世界强国地位》，这位美国当代著名“公知”写道：“最近在英国待了几天之后，我对这个地方已经变得多么狭隘深感震惊。英国曾经辉煌地连续充当了300年的世界强国，但现在已经基本上放弃这一地位。”

    扎卡里亚说得没错，在本月初举行的英国大选中，政治观察家们发现，外交议题已不存在。大选辩论中与外部世界稍稍有点关系的是限制移民和退出欧盟的问题，不过它们说到底还是国内问题，而且关系到英国未来是否将进一步从欧洲向海峡另一边的孤立岛屿退缩。

事实上，这种趋势早已开始。现任首相、保守党人戴维•卡梅伦是一个务实、随和、而且有些闲散的人，他在5年前入住唐宁街10号后，很少表示出对全球事务的兴趣。反对党工党领袖埃德•米利班德以前曾经抨击卡梅伦缺席西方国家与俄罗斯就乌克兰问题的磋商、对利比亚乱局置身事外，并承诺就是否脱离欧盟举行公投……“在卡梅伦的领导下，英国遭遇了二三十年来最严重的影响力衰退”。但米利班德自己在竞选中也没有把多少心思花在外交政策上，他描绘的唯一愿景就是将英国建设成一个“不必再向肮脏的资本主义妥协”的“更加公平”的社会。

    5月18日，卡梅伦发表连任后的首场演说。面对这个烽烟四起的世界——从欧元区危机到乌克兰局势、从中东乱局到亚太争端……卡梅伦几乎只字未提，他的谈话全部集中于改善经济以及确保全民医保继续维持之类的“民生”问题。

    这令扎卡里亚这样牵挂西方在21世纪中的命运的人士感到失落沮丧，也令我这样的盎格鲁-撒克逊政治文化的崇拜者感到茫然无奈。作为现代历史的导演和主角，英国人几乎发明了现代生活的一切，从蒸汽机到电力，从足球到民主宪政……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化国家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超级大帝国，它在世界各地的殖民活动深刻影响了五大洲的大部分国家。过去许多年来，在大多数全球问题上，英国的声音都是务实、睿智且具前瞻性的。

泰晤士河日复一日蜿蜒流淌过伦敦市区，这是一个日益国际化的世界城市，从这里你似乎看不到昔日的日不落帝国的衰落。

在东起伦敦塔，向西包括蒂尔伯里、圣凯塞琳码头、萨里商船码头、直至西印度码头的一片占地26平方英里、水域面积近440公顷的区域，便是闻名遐迩的伦敦码头区。2009年9月初的一则消息委实令人无比感慨——来自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中投公司将向其中的金丝雀码头集团注资8.8亿英镑，使其免于在金融危机冲击之下破产的命运。

维多利亚时代，这片码头区曾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历史上，码头区是大英帝国的骄傲缩影，象征着帝国的繁荣与进步。英国《观察家报》2009年9月的一篇文章以复杂的情绪回忆道：“6层仓库里，存放着来自巴西的橡胶、来自牙买加的白糖和来自锡兰的茶叶。作为西印度码头的一部分，金丝雀码头存放的是来自加纳利的水果。纵帆船和快速帆船疾驶向布宜诺斯艾利斯、金斯敦、墨尔本和新加坡。这里曾是伦敦的加尔各答——它呈现出一派帝国城市的风光，这种风光兼具大都市与殖民地特色，既有英国风情，又有多民族韵味……”

维多利亚时代（差不多相当于鸦片战争爆发到清朝灭亡）最有想象力的人也绝不可能预见到，一个多世纪以后，中国人将成为伟大的金丝雀码头的新东家。在那个时代，他们正忙于清点停靠在码头上的那些产自遥远的大清国的奇珍异宝。中国，在他们的依稀印象中，是一头庞大的奄奄一息的猎物。所以，《观察家报》的文章在结尾哀叹：“英国大企业和美国帝国主义金融巨头落户的码头区正沦为东方崛起的新兴力量的债务人。”

但大多数英国人似乎对此十分无动于衷，他们抱怨得最多的反而是：英国为什么要向遥远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派兵，而不是省下这钱向更多大学生提供免费上学机会？在这种氛围之下，当今这一代总是挨骂的被吓坏了的政客从来不敢向选民提出更为宏大的愿景。

坐在格拉德斯通、迪斯雷利、劳合·乔治、丘吉尔和撒切尔夫人曾经坐过的座位上，卡梅伦偶尔也会对利比亚局势、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发出几声尖利的叫嚷。但更多时候，他对英伦三岛以外的世界的常规反应是漠不关心。从他对冉冉崛起的中国的态度来看，卡梅伦基本是从单一的经济视角来看待新兴国家的——将它们视作出口市场或投资金主，而非政治上的潜在盟友或对手，以至于一些媒体讽刺说，英国外交部现在已经变成了英国这个“小店主”（作者注：“小店主国家”是拿破仑对英国的蔑称）的“对外销售部门”。

外交部已经削减了超过四分之一的预算，并且可能进一步削减。但这算不了什么，今后几年，英国军队将缩减至8万人左右，这是自1770年以来的最低数字——曾经是海上霸主的皇家海军眼下没有一艘航空母舰。虽然卡梅伦政府非常勉强地承诺将国防开支保持在GDP2%的北约硬性标准，但对欧盟规定的移民接收下线非常抵触。即便是维持武备方面，英国也更愿意提高核威慑能力，而不愿意保持现有的常规军力。这意味着，它今后将不太可能参与海外作战，这令美国恼怒不已。我们能通过首相的一位助手的话更好地理解这种态度：卡梅伦更倾向于将世界看作一个“度假的地方”。

政治家们对政治议题的聚焦，折射的是选民关切的转向。上月中旬，正在英国选战如火如荼地展开之际，我与一位在上海生活的英国朋友聊天。他是坚定的“脱欧派”，谈到英国退出欧盟的后果时，我说：“你难道不觉得，这有可能导致欧盟的解体吗？”他回答：“欧盟本来就不该存在！”我又说：“那么，整个西方联盟的瓦解呢？”他顿了10秒钟后说：“呃……这恐怕是美国的事吧？”

我的这位英国朋友跟我差不多年纪（卡梅伦也是这个年纪），我很清楚他心里想的，相信这也代表了大多数这一代英国人的共同心理：放弃大国地位，是为了卸下大国所要承担的责任。由于过去一个世纪里英国的全球影响力一直在下降，这一代英国人或许已经心安理得地适应了英国只是一个中等规模的二流大国的国际地位。对于按照自己的理想来塑造外部世界这个宏伟目标，如果说撒切尔夫人时代的英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话，那么卡梅伦时代的英国已经耗尽了最后一点兴趣。当然，正如我与我的英国朋友都同意的，这种“主动撤退”的前提美国和北约的存在，否则英国将退无可退。

    潮起潮落的历史和现实可能迫使英国人只能平静地转向更加内敛的自我检视。针对2012年那场成功的伦敦奥运会、尤其是它那炫目的开幕式，《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颇为持平和公允地指出：这既非对过往“日不落”的怀旧，亦非对光明未来的憧憬，而是以大智若愚般的嬉笑怒骂平和地呈现无法量度的百年巨变。是的，那场喧闹的夏日“派对”，不是伦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复兴的序曲，更像是大不列颠最后的华尔兹。

但奇怪的是，它非但并不沉重和伤感，似乎反而相当轻松快乐。作为现代西方文明曾经的领头羊、英国人似乎要向我们传递这样的信号：过去500年来一直以在物质上进取、索取和对外扩张为主基调的西方文明，眼下正试图转入一个更加内敛的新阶段，它将越来越多地专注于内省。这或许是它外在衰落的无奈结果，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又何尝不是这种文明臻于极至的体现？

因此，我并不完全同意法里德·扎卡里亚在他的专栏文章里的结论：“英国的向内转变不仅是英国的悲剧，也是我们所有人的悲剧。”面对一件我们没有能力阻止它发生的事情，我们只有将自己调整到最恰当的位置上，平静地迎接它的到来。否则，等待我们的将是更大的悲剧。这是一种洗尽铅华以后的成熟智慧，有时候很不容易理解。

2015年6月15日是《大宪章》(Magna Carta)问世800周年纪念日，这份约翰国王被迫与中世纪贵族签署的妥协性文件经常被视为英国乃至现代法治的基石。今年2月9日，这份用拉丁语写在羊皮纸上的文件的珍贵原件在英格兰肯特郡的桑威奇镇(Sandwich)被神奇地发现，它仿佛急切地想要站出来向世界诉说一段漫长的世事沧桑。英国和世界各地目前正在举办各种《大宪章》的纪念活动，但从哪个角度去理解它，是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而站在欧亚大陆桥的最东端，眺望最西端的兴衰故事，对我们这样一个同样经历过沧桑巨变的古老民族来说，能够产生某种跨越时空的深远意义。

但不管怎样，沐浴在帝国隐退的夕阳里，在一曲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挽歌声中，人们希望听到的不是悲伤、痛苦和绝望，而是更多的尊严、从容和美丽。

    写于2015年5月27-28日，发表于2015年5月29日《南方都市报》专栏；链接：http://epaper.oeeee.com/epaper/A/html/2015-05/29/content_3426205.htm?div=-1。